西汉京畿的酷吏

西汉的酷吏，《史记》、《汉书》的《酷吏传》已有精彩描述，学术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汉的酷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西汉酷吏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们多活动于京畿地区，尤其是京师所在的三辅地区。这一点却很少有人论及。揭示西汉酷吏在京畿的活动，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西汉京畿制度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对西汉酷吏的认识。     

从两唐书《杜甫传》看杜甫诗学地位的变化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宋代则是一个关键时期。他的诗在唐末五代已颇有影响,到宋代则形成了一个学杜的高潮。通过《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杜甫传》的比较,可以看出杜甫诗歌接受从唐末五代到宋代的变化过程。     

从《史记》看酷吏的多重人格特征及其产生原因

对于"酷吏"这个词,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滥杀无辜、滥用刑法、目无王法、嗜血成性的官吏。但司马迁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通览《酷吏列传》,太史公是以多重人格特征将他们定位于历史的长河中。以黄老思想为方向标的大汉王朝前期为什么会出现酷吏?当时的情况怎样?史公对此又持何种观点?本文就这几个主题,从司马迁所述酷吏中来分析。     

从两《唐书》的《后妃传》、《公主传》看唐代妇女的命运

后妃锦衣玉食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内库供给、皇帝的赏赐,而公主主要靠食实封、陪嫁或巧取豪夺。尽管她们生活富贵奢侈,但由于政治的影响、不幸的婚恋,注定她们人生的悲惨。     

两《唐书·姚崇传》疑义考辨

姚崇为唐代名相,"开元盛世"的开创者。两《唐书·姚崇传》史料在一些时间、名姓,乃至史实上存在一些差讹。据《旧唐书》作本校,据《新唐书》和唐宋政书、类书如《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等作他校,以现代学者研究成果作佐证,对读史中所发之疑问予以考辨,以求对中华书局正组织修订的"二十四史"其中的两《唐书》有所裨益。     

《史记》《汉书》酷吏列传析异

《史记》《汉书》酷吏列传存在史实记述、谴词用语、天子称谓等诸多差异.两者对待酷吏态度的不同,与司马迁、班固的身世经历、所处时代的文化专制程度都有极大的关系.班固将张汤、杜周从酷吏传中析出,另立它传,是根据类传与专传体例所作的调整,这也是班固对史书体例精细化的一个例证.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为“法治”还是为“吏治”——与《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的一点商榷

《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于“在彼不在此”一句之后注云“在道德,不在严酷”,奠定了后世对酷吏严刑峻法的批评,但是忽略了司马迁为酷吏及循吏这两类官吏作传的目的。太史公以史家之笔直述酷吏的言行,并非为简单揭露吏治的黑暗。结合《循吏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可知,太史公所云“在彼不在此”应理解为强调吏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非前人所云道德。     

点校本两唐书《白居易传》正误

两唐书《白居易传》差错较多,以《旧传》为甚,其中年代错误尤为明显。《新传》差错较少,这与《新传》后出,同时追求“文省”,省略了大部分记年有关,但《新传》对白居易卒年及年龄记载准确。新、旧《传》不能偏废,可互为印证、补充。     

两《唐书·王维传》与《韦斌碑》所载王维陷贼事异同辨析

两《唐书·王维传》与《韦斌碑》实可互补,并不矛盾,它们一起道出了王维陷贼的实情。安禄山“素知其才”针对的是王维的音乐才能。“秽溺不离者十月”中的“十月”当为“十日”之误。王维先被宥罪又被授官,两者当非一事。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酷吏列传》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时期酷吏的成败人生。酷吏在汉武帝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更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贞观年间突厥可汗阿史那氏助唐开疆拓土述论

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唐朝贞观年间突厥可汗阿史那氏助唐平定高昌和焉耆、进讨龟兹、慰抚西域、抗击和攻灭薛延陀、征伐高丽等一系列军事活动,阐明了居于突厥汗国核心种姓的阿史那氏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今天创造更加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时期文学研究综述

贞观时期在文学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初唐诗风、初唐作家以及初唐文学环境等方面,并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现有研究并未突破传统的＂四唐＂分期法,多采用对初唐文学的整体观照或拣选某一命题剖析的方法,均未注重凸显贞观时期文学的特质。     

言谏政风与贞观谏议制度之发展

唐贞观时期,政坛言谏活动蔚然成风,为后世所欣羡,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为君者以身作则、极力推动,为臣者忠直敢言、谏诤不断.与此相应,朝廷内外直言极谏的言谏政风之形成与兴盛,亦促使唐太宗进一步推动谏议制度的发展,充分发挥谏议制度的监督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集中谏议组织,加强谏官职权,提高谏官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贞观时期的言谏政风与谏议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言谏政风高涨促进谏议制度发展,谏议制度发展亦有助于言谏政风长盛,二者总体呈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囿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贞观时期谏议制度所起的监察作用仍有局限,但这无碍其与言谏政风之勃兴一起,为此后唐代历朝之重谏风气奠定政治与制度的基础.     

武周时期的商业研究

武周时期的商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市”、“行”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第二,商人数量明显增加,商人阶层更加广泛;第三,与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及对外贸易更加发达;第四,商人地位明显提高。促成当时商业繁荣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农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唐代推行的各民族融合、经济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四是武则天本人的出身及采取的措施。正是上述诸多因素。促成了武周时期商业的繁荣。     

由《史记·天官书》看上古社会的星占学思想

《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的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对上古社会星占学思想予以总结的专书。尽管星占学是非科学的,但透过《天官书》,我们可以一窥上古社会星占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星占原则。其理论基础即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说。其星占原则即过度乃占的原则、联想比拟的原则和关注德的原则。由此,对于我国上古社会的宗教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的考察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习用语

春秋大时代习用语,分日常、官场、战乱、外交和文化思想五方面,举当时书面习用语例,加以论证。诸凡春秋时代的社会状况、人民苦难、政治风云、文化闪耀、思想波澜、精神风貌。都可考见一二。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差异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是记载李渊生平事迹的两部重要史料,然而这两部史书所载的出入甚大。在对两书的具体内容与成书背景进行考察比较之后,《大唐创业起居注》显然更为可信。     

魏国封君考

战国时期,魏国封君对于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有重大的影响;安陵君所封之邑俨然一个小国,独立性非常强;信安君与长阴侯为世系相承的两代封君,其先后关系待考。魏国封君普遍设有食官之职,为封君提供服务,并且为后世食官所本。     

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的企图、性质与控制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在沦陷区开办教育的目的是妄图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永久控制中国,其险恶用心可以从其实施的教育的体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探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教育带有浓厚的侵略性和奴化性。     

春秋战国法家游学的区域流向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是游学的发轫时期。春秋时期有管仲、计然、范蠡等,战国时期有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之徒,法家的这些代表人物通过游学来完善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文通过梳理这些法家代表人物里籍、身份,从政国家和游学国家等基本事实,划定其游学区域,并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游学区域的流向：游学的整体区域扩大,个人游学的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南北方从相对孤立到联系密切;自东方向西方延伸,最终集中于西方的秦国和三晋地区。游学丰富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内涵,使各国之间的政治进程日渐趋同,经济发展日益同步,社会进步明显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