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电影《感染列岛》的儒学价值观分析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巨大。自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日本便揭开了儒学发展的历史。儒学思想对日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以及史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电影《感染列岛》艺术地展现了儒学价值观的影响力：在儒家“耻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重视个人的名声和名分,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洗刷污名,赢得死后的好评;儒学“忠”的思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日本式的“忠”文化;此外,儒学“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正是这部电影的主旨所在。     

略论儒学文化与中国儒士的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学文化为核心的文化 ,中国儒士———知识分子的“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精神、浩然正气的人格魅力、“用行舍藏”的“穷达”修身观等精神特质都是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系统论视阈中的儒学定位

以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儒学理论是一个以“道”为核心,并逐次展开、实现“道”的系统。就理论本身而言,儒学理论是一个自身完善的系统。可是,儒学理论在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它必须作出一定的调整。在调整中,儒学有背离“道”的可能。如果仅在道德修养领域,儒学的价值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世间本来无儒学——评孙铁骑《生活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

孙铁骑《生活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一书,如作者所自道,志于"倡明孔子之道,以救世道人心"。然则世道人心需拯救者,为其有不正,故需以正而正其不正。循此逻辑发见,其首先判孔子儒宗为天道性命之学,更具体的说就是他所理解的《易传》"穷理尽性"之学。其有见于宋明理学以四书而非《易传》为宗,觉有悖于孔门儒宗,故而就生活儒学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实则方便地言说他所理解的性命之学,这其实正是宋明理学之前的形而上学;其所冀图重建的孔子儒学仍然是一种"前生活儒学"的传统形而上学。凡此种种问题的根本在于,该书没有着眼于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恢复儒学"定天下于一尊"的地位而作。这不仅有悖于生活儒学的宗旨,更是不切生活的实情:世间本来无儒学,"儒学为了生活而存在",生活本身才是一切之源。真正能够拯救世道人心、安顿人类生命的,不是天道性命之学,而是仁爱情感。     

苏州儒学

封建时代的苏州府学、吴县学、长洲县学、元和县学以及一些书院都是以学习儒家学说为内容忠君尊孔为目的的。明人温景葵在为郡人助学因而写的记里,头一句就是:“苏郡儒学甲天下”,并指出儒学的任务是“养士”,学的是“圣贤之道”。这不仅反映了苏州儒学的盛况,而且揭示了儒学是为了培养士大夫阶级和统治人才的实质。     

杜恕傅玄与魏晋的儒学人生论

魏晋时期 ,面临儒家人生哲学体系的整体性退潮 ,杜恕《体论》以“诚”为关乎天地大定的伦理至要 ,以义利之辨为伦理主题 ,重申君子、小人之分野和君臣对待之道 ,不杂刑名法术和阴阳谶纬 ,努力正本清源以回到原始儒学的立场 ,颇与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术”异乎其趣 ;而傅玄《傅子》之论仁 ,则在董仲舒初步沟通义、利而仍将“利”与“道”、“义”分作两橛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兴天下之利”直接同“仁”归合 ,也表现出在新形势下“存重儒教”的另一种努力方向。二书堪称这一时期儒学人生论的代表性作品 ,都在一定程度上见出曹魏西晋之交玄风甚炽 ,犹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异 ,儒学就衰 ,仍是广大士林中人之思想底色的时代特征     

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儒学在陕南的发展及其影响

儒家学说在陕南的传播、研究和阐扬，大致始于汉代。儒学兴起之时，陕南属楚地，战国中、后期又为秦所有。因此，史籍中，汉之前未有儒者活动于陕南的记载。刘彭年《重修汉中府儒学记》云：“惟江汉咏于《诗》，被圣人之化最深且厚。更代以来，号称名郡不衰。岂非义理之涵儒，流风之渐被子久远也哉？”这话显然不对。江汉虽咏于《诗》，却并非在“咏于《诗》”的时代就“被于圣火之化”。《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赢哈，食物常足。故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     

周敦颐对儒学的主要贡献

周敦颐对儒学的主要贡献王勇周敦颐是北宋中期一个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为官三十年，但均为中下层官吏。他为人清高脱俗，常以隐居山林为“生平之志”，以“莲花”自喻，表明自己的生活情趣，即要做一名“君子”。黄庭坚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     

浅谈儒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起源远早于儒学的形成,但就保存下来的文学遗产来看,儒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认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作文害道”。儒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     

司马迁最早肯定孔子及儒学的地位

高焕祥在《齐鲁学刊》93年第一期撰文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孔子至西汉中叶儒学兴废与发展的概况,实际构成了一部最早的儒学史。司马迁为儒学者立系列传记,共载儒林人物130多人,详述约40人,关键人物悉在其内;儒学史的兴衰发展脉络及学术传承关系亦较清楚;对不同时期儒学思想特点的把握与总结能中肯綮,谓之“儒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 …

《春秋繁露》是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以“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魏源与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是指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所并刨、阐明的儒家原初思想,其核心范畴是仁、礼、孝、敬、义等,其思想纲领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 魏源服膺先秦儒学,极力推崇孔夫子作为圣人之形象,而对孟子以下,包括孟子本人,所谓儒学思想的传人及其主张多有微词。魏源怀慕周孔之道,并力图阐扬夫子未尽之意,使其更为完善,更为合理。魏源期求直指圣贤心源,以避开宋明理学“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③的玄妙云纱,由文而质,返朴归真,抬出真孔子,摆出真孔学。魏源立志极高,仿荀子著述体例,以《诗经》为佐证、结论,撰写哲学名著《默觚》,分学篇、治篇两部分,学篇阐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圣人,指出通向圣人之路的种种途径和方法,批评那些非孔学正路的旁门左道。类于“解蔽”,期求万法归宗于圣人。治篇讲的是圣人君子如何立足于社会行圣人之道。就《默觚》篇名来讲,也是耐人寻味的。孔夫子有鉴于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器物名实不符,发出“觚不觚”④的感叹,而魏源亦感到孔孟之学已走了样,读书人或埋头詀训考据,或记玄虚之理,唱高调,漠视现实,忽视、甚至歪曲圣人修齐治平之道,大大远离固孔之真传。故,魏源便站出来,希冀举起儒学正宗之旗,撰《默觚》。     

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中韩儒学研讨会简述

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和韩国安东大学退溪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韩儒学研讨会”,于1993年8月在济南举行。来自两国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20余篇。与会学者研讨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儒学的历史沿革谢祥皓认为,儒学发端于古代礼制,春秋末孔于是奠基者。汉代儒学之所以被抬到“独尊”的位置,正在于它适应了封建统治势力的政治需要。宋明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的深化与更加成熟,这是社会现实对各种思想的选择和儒学同佛、道进行抗争的必     

略论二程“援引佛学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克服了传统儒学先天性的哲理贫乏、思辨不足的局限,完成了重建封建伦常道德,建立专制主义新文化的时代要求。而这是通过当时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内容向儒学注入理性思维的新血液而实现的。与周敦颐“援道入儒”建立“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改造儒学宇宙观不同;也与张载立足当时自然科学最高成就,熔铸《易经》建立“气本论”而弥补了儒学的哲理贫乏性不同,程颢程颐则是通过援引佛学的理论结构、论证方式等佛学精义,又融合《六经》建立起“理本论”而提高了儒学的哲理性思辨性,进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展示二程援引佛学改造儒学的历史根据和理论特征,再略析其历史理论价值,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儒学被尊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汉代就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但到魏晋却受到     

周敦颐:儒学本体论思维向度的开启者

周敦颐是儒学本体论思维向度的开启者,虽然他曾出入佛道,但他学术的最终旨趣在于儒学,“无极”是其儒学宇宙本体论思维向度进入的标志,而“诚”则是其对儒学道德本体论的论证。周敦颐以他在儒学哲学化、儒学本体论建构中的重要地位而被后世称为“道学之宗主”。     

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的关系

由于深受时代背景、家庭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其所著《史记》,无论从体例的编撰、篇章的设立,还是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以及取材的依据和史料的鉴别,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儒学的盲从,而是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最终“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