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于供需视角的分析框架及其路径选择

在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已经突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转向更为复杂的“城-半城-乡”三元结构。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供需角度出发,关注市民、准市民（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农民三种异质性社会群体的“共同和有差别”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完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确保所有群体享受“城乡共需型”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供给,提升“城乡差异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扫清制度障碍。     

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其原义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同时也推衍于艺术、文学、建筑以及医学、武术等领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界对绘画、中医、养生、武术等领域的形神关系多有论述,但似乎尚未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意在从哲学的视角揭示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及其认知动因

“A也不是,B也不是”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用句式,该句式的前后两项形式上对称,A、B的语义通常相反或相对。对举反义聚合的两个极端项,概括该范畴所有可能的行为或状态,通过“不是”否定了极端项,从而达到全量否定的效应。经历时考察发现,“A也不是,B也不是”最早出现于宋代,元明时期产生了“A又不是,B又不是”和“A不是,B不是”两种变体,进入明清句式逐渐稳定,句式义也日益凝固,体现话语主体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研究简

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路径选择是必须重视的问题。在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根据国情特点探索现阶段下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其内涵主要是：因地制宜,以大带小,强化大城市集聚效应;综合布局,点面结合,促进城市群的形成;逐步推进,产业支撑,以城市为先导梯度推移城镇化;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上”“下”结合推进城镇化;统筹发展,生态智慧,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态智慧城市。推进该路径的着力点在于,继续推进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教育以及公民意识建设、加快土地等制度改革,扫清城镇化进程中的障碍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理智抑或狂热: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研究(1958—1962)简

1958~1962年间,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景象盛行一时。1958年,随着跃进热潮的持续升温,城市工业生产呈现“以钢为纲”的急进之势,然而计划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无法满足骤然膨胀的用工需求。在此情境下,上海市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家庭妇女填补用工缺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城市基层与上级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不同参与者演绎出跃进主题的“复调”与“跑调”。     

“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齐物论》释义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城乡统筹背景下惠州市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通过对惠州城镇化发展沿革、基本特征和发展条件的分析,指出惠州城镇化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小城镇吸纳人口能力有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提出惠州应通过积极融入珠三角和深莞惠一体化发展进程、走多元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道路,拓展产业发展基础、加快新城、中心镇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等措施,以此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的构建.     

关于“可译/不可译”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笔者通过“静夜思”的外译,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对“可译/不可译”展开讨论。简言之,可译/不可译主要取决于可说/不可说之上。在形而上层面,可译性是第一位的;在形而下层面,可译与不可译处在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的关系之中。可译之度不仅是不可译,同时也是可译的问题。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毁灭与重构——荒岛小说的哲学内涵之流变

荒岛小说这一题材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基本遵循了人遭遇海难、流落荒岛和回归社会的情节模式。《鲁滨孙漂流记》、《蝇王》和《昨日之岛》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充分表现出荒岛小说在空间意义、欲望表征以及终极指向三个方面哲学意义的流变。从《鲁滨孙漂流记》中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到《蝇王》对这一精神的摧毁,再到《昨日之岛》中温和的反思性重建,展现出从绝对到相对,从一元到多元,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     

确定性的寻求——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因而他决定赴欧留学,研究心理学以寻求"真我",但终无果而逐渐回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以科学实证论为确定性,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知识人的心灵秩序危机。     

被压抑的“乌托邦”——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

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都被放置在今古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但是,魏源虽受今文经学影响,其思想却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而有新的创见。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并以老子、《易》之"道"重新充实被乾嘉之学淘空的清儒之道统,进而发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魏源的皈依佛教,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其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魏源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之下,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得他无法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助佛教的净土思想来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性格的大同思想。     

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以判断,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１８３２ 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政治分析

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英国１８３２ 年的议会改革实现了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钱但无权”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层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三是法国革命等国际环境的影响。１８３２ 年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或者说政治上的赋权,实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一体化,其意义在于,首先,从短期来说,它缓解了英国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保持了政治稳定;其次,从长期来说,它促进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英国以后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最后,它也解释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改良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英国的改革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