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

2013年全球资本流动呈现上升趋势,中国资本流动中表现的更为活跃,随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其区位分布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对16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OFDI与国内经济环境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母国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发现对OFDI产生影响的母国宏观经济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类：民生状况、金融状况、贸易状况。随后,选用1991～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检验GDP增长率、金融相关比、出口额及FDI流入等宏观经济指标与中国OFDI的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我国出口贸易额及金融相关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出口增长和金融规模扩张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稳定性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为了分析东道国经济稳定程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选择了"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区位选择是经济风险规避型的,在衡量经济稳定的各项指标分析中,经济增长水平与中国OFDI正相关,通货膨胀与就业率对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或适当顺差有助于吸引中国对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贸易出口——基于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

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OFDI促进我国制造业贸易出口的机制,并运用2004-2013年我国27个制造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整体上,OFDI对制造业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从不同行业OFDI来看,效应差别较大:农业OFDI对我国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采矿业OFDI对我国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制造业OFDI对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其它各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我国制造业贸易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以促进贸易出口的政策建议.     

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东道国华人网络的调节效应

现有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影响研究较少考虑东道国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结论也不一致。通过整合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研究东道国华人网络对文化差异与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企业层面OFDI项目数据,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方法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削弱了文化差异的负向影响。在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已有研究结论分歧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中国企业利用华人网络＂走出去＂、＂走进去＂以及更好地＂走下去＂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分析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及区位选择上,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割裂开来单独分析。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进行产业选择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宏观影响因素和行业影响因素;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不同市场,中国应结合其不同区位特点和中国行业实际,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做出合理的产业选择。同时,我国不同的产业部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也应有所区别和侧重。     

企业生产率、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 ——基于细分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制造业行业差异的视角,本文主要考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选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进行OFDI的概率越大,而且这个结论并不取决于行业的特性和类别的差异。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开展OFDI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建议。     

OFDI对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化的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口贸易。本文采用2009至2016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对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对外投资额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且它们之间为正向相关关系;另外在OFDI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同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OFDI也有促进作用。     

新常态下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基于省内国企和私企的三维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对浙江省企业微观截面数据进行Logit回归,深入分析了浙江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动机。旨在研究公司层面因素、产业层面因素和制度层面因素对不同所有权结构的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与目前流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反,发现浙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OFDI行为主要基于自身所有权优势,而非行业因素或者是制度因素,其行为可以用传统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解释。研究结果对“新常态”下推动浙江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存在着区位条件的差异，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正确的区位选择， 对企业获取生产要素，从而获取最佳投资收益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21世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一点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

“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已有80年。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正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中,自然条件对“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影响不大,而经济技术条件加速变化和社会政策的战略要求可能会改变“胡焕庸线”的固有格局。在这一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胡焕庸线”突破的目标,即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对均衡、产业在区域间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以新疆为例的分析,佐证了西部地区通过新型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为此,有关方面应积极搭建人口流动通道,逐步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均衡;应加大产业发展力度,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上的均衡;应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逐 实现区域宜居水平的平衡。     

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十八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想象与现实的悖论:“国民性”阻碍了现代中国的建立吗

鲁迅从中国人现代自我的建立出发,建构出不朽的阿Q形象。以当代中国新语境观照,鲁迅的"国民性"理论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国民性"有被改造的可能,解放区的革命实践和赵树理等的小说可兹证明。其次"国民性"的背后是西方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国民性"并非为中国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再次"国民性"理论产生的根源是经济上的落后,但两者并无必然联系。总之,鲁迅的阿Q仍然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文学形象,但国民性理论百年不衰的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上的现代焦虑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即主体性召唤下的自我他者化建构。     

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因素

目前,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常常遭遇"玻璃门"的现象,因此,研究并发现影响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利用2008—2011年我国15个高新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研发投入资金、企业新产品出口能力以及政府对行业的控制力都是阻碍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民营企业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规模将会促进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内竞争程度的影响则是不显著的。基于上述结论,为了促进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方面应大幅增加在竞争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民营资本的比重,防止规模较大的企业垄断市场,加大对民营企业科技研究投入的激励和保障,调整产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分配原则,以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被压抑的“乌托邦”——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

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都被放置在今古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但是,魏源虽受今文经学影响,其思想却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而有新的创见。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并以老子、《易》之"道"重新充实被乾嘉之学淘空的清儒之道统,进而发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魏源的皈依佛教,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其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魏源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之下,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得他无法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助佛教的净土思想来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性格的大同思想。     

论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解释模型 ——链相模型

现有的解释动词动相结构有两种模型：单相模型和兼相模型。通过指出它们的不足后提出了刻画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模型——链相模型,并以若干动词为例展开了论述,之后又针对和链相模型关系密切的若干问题作了论述或辨析。最后归纳出如下结论：动词的链相模型是把动词所含的各动相之间的关系看作概括反映了事件链的诸环节关系的解释性理论构造,它可以标写为“活动—→ 界变—→ 状态”的形式,在分析具体动词的动相结构之时,也可以标写为“V：【活动】、【界变】、【状态】”等。链相模型除了适用于分析多动相的兼相动词之外,也可以用来分析单相动词。     

一种新的国际援助混合模式?——以华刚公司在刚果金项目为分析视角

国际援助是20世纪国家间外交活动的一项创造,也是提高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手段。随着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增加,一个集投资、援助和贸易为一体的国际援助中国模式也在被创造。中国公司在刚果金的相关项目昭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中国成长"背景下的新模式,其最大的突破与进步是市场援助模式出现,这种援助模式以企业为主体,将企业投资与海外援助捆绑,打破了国家援助模式脱离市场的怪圈,并能够将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该模式与传统的西方国际援助模式在理念和操作上均有明显区别。     

《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素为学林所重,近人至推为清人学术笔记第一,惜其书虽经再校,迄无注本,本论力图填此空缺,为此书作一笺注。笺注之义例,分为“明其源”、“纠其谬”、“补其缺”、“解其惑”、“申其正”、“探其理”、“衡其情”七种。明其源者,探寻钱说之论据也。纠其谬者,订正钱说之谬误也。补其缺者,补充钱说之不周也。解其惑者,解释钱说之疑惑也。申其正者,钱说为正解而他说非则申明其正确也。探其理者,钱说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探其所以然也。衡其情者,诸说皆无确证则衡量其情理也。此为《〈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尼采对竞争性伦理的发现和重释

当代的竞争政治理论源自尼采哲学,它是把尼采的竞争伦理引入对自由民主的思考而产生的。尼采在希腊发现了已被遗忘的竞争伦理,并在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它进行了深层重述。尼采揭示了生命的竞争和超越的本质,在言辞中构造了一个以超人为目的,处在“好的战争”中的民族,重构了竞争性的朋友伦理,重述了竞争性的善与正义观念。尼采提出的竞争性伦理是贵族主义伦理,其与现代合作性民众道德形成对立和竞争,这样就能避免因后者的独大统治而导致道德的平庸,不过它们通过竞争达成和解也是可能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