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伦理总体性”

在市民社会,由于新教的正统派与启蒙派的理性宗教坚持一种分裂状态,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在人性里无法统一起来。面对理性与信仰的分裂所导致的时代困境,黑格尔在青年时期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用民众宗教来调和二者的对立。当他发现仍然无法摆脱道德律令的束缚时,又提出了爱的和解思想。     

论黑格尔的"伦理总体性"

在市民社会,由于新教的正统派与启蒙派的理性宗教坚持一种分裂状态,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在人性里无法统一起来。面对理性与信仰的分裂所导致的时代困境,黑格尔在青年时期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用民众宗教来调和二者的对立。当他发现仍然无法摆脱道德律令的束缚时,又提出了爱的和解思想。     

消费的伦理与伦理的消费

"消费的伦理"是对人们消费行为本身的道德合理性的理解,即消费行为的内在道德意义和价值尺度。"伦理的消费"是对人们消费行为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规范,也就是消费行为应遵循的道德秩序和道德规范。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共同构成了消费伦理的丰富内涵。     

中西战争伦理制约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以“仁”为核心,从根本上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暴力手段的运用,在战争前或战争中常加以“义”、“道”等伦理规则的限制,在战后又通过道义评价影响后来的战争;西方传统伦理多崇尚“力”的运用,注重功利因素,在战争中表现出某种非道义化的倾向。     

翻译伦理与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

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区分翻译的伦理与伦理的翻译两个概念。翻译伦理是对翻译活动本质的哲学思考。翻译的伦理与语言伦理相关联,其目标在于尊重异质的文化他者,保留原语中异的文化特征,从而在丰富目的语的同时,实现原作的重生。伦理翻译是指翻译活动中译者由于在内在伦理或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下,对文本中伦理关涉因素的"改写"。它是"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翻译策略的影响,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伦理。     

翻译伦理的角度重释诺德的“忠诚”原则

解构主义翻译观通过消解原文和源语作者的中心地位,认为“作者已死”“作品之死”来提高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赋予译者中心地位。在缺乏协同性的狭隘和专断,以作者死亡为代价无限扩大译者能动性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指导下,译者必定会为违背翻译职业道德伦理寻找借口。深受解构主义翻译观影响下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前期代表有“泛功能”的倾向,为了纠正和弥补其极端化,诺德在功能原则的基石上建立了忠诚原则。本文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阐释其“忠诚”原则,这对正确界定译者主观能动性,维护1翻译伦理,规范翻译市场,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家庭伦理实体的生成与裂解——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释要

伦理是自由的理念,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统一,是客观精神辩证发展的最高阶段,包含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家庭是以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为概念的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其发展亦经历了三个环节:婚姻——家庭财富——家庭解体.黑格尔对家庭伦理的独具建树的精神哲学阐发,为当前现实生活世界中因功利主义与“原子式自由主义”的双重殖民而引起的婚姻及家庭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是,它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歧视.     

技术与伦理的系统分析

技术与伦理是人类社会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复杂系统中，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协同两种基本关系。竞争机制使技术与伦理彼此双向选择，从而相互协调，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同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技术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沿着竞争——协同——再竞争——再协同的道路动态向前发展。     

伦理的教育与教育的伦理

从教育的起源和本质来说,以至善为目标的教育共同体是具有人文本性和人文精神的伦理实体。教育和伦理是合二为一的,伦理总是浸润并渗透于教育之中,教育又始终蕴涵、体现着伦理;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教育学也是伦理学的教育学。教育是自觉追寻道德的领域,教育的解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道德的解放,教育的这种人文使命、伦理使命为教育伦理学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论教师伦理的“三重性”

教师伦理具有基于人的共性伦理、立足群体的群性伦理和面向个体的个性伦理三重属性。共性伦理是基于"人"的基本伦理属性,强调教师作为"人"的基本伦理;群性伦理是立足教师群体的群性伦理属性,强调作为"教师"的群体性规范伦理;个性伦理则是面向教师个体德性的个体伦理属性,核心在于形成教师个体德性的高位伦理。澄清教师伦理的三重属性,旨在全面认识教师伦理并据此给予教师伦理的不同期许与合理要求,促使教师伦理的全面提升。     

《齐物论》释义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荀子“正名”学说之正名

虽然先秦各学派大都有对其他学派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批判,但儒家学派的批判才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并且命之曰"正名",至荀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代表着先秦哲学中价值批判的最高水平。这首先表现在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中表现出极强的理性洞察力,其观点和论证具有相当自洽的系统性,传递出哲学理论思维的特有魅力;其次表现在荀子将"道"作为其"正名"学说的基础。但是,由于荀子并没有解决老子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先秦儒家价值论意义上的"道"之间的扞格不通,导致了他的正名学说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十八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被压抑的“乌托邦”——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

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都被放置在今古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但是,魏源虽受今文经学影响,其思想却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而有新的创见。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并以老子、《易》之"道"重新充实被乾嘉之学淘空的清儒之道统,进而发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魏源的皈依佛教,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其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魏源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之下,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得他无法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助佛教的净土思想来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性格的大同思想。     

《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兼及明代公共编目人的著述困境

《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于明崇祯年间先后编撰于浙江嘉兴。二书皆为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珊瑚网》及其编者汪砢玉声名更著,屡为历代治书画鉴赏者所引用。但比对二书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收录的书画题跋多所重复,《珊瑚网》实从《书画题跋记》中袭录了大量文字,并试图通过改变语序、修改相关署款等方式来掩盖这个事实。《书画题跋记》写钞流传的局限性为《珊瑚网》的抄袭提供了空间,汪砢玉在家藏渊源、艺术交游和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则进一步造成了二书在后世品鉴中的高下不同。郁逢庆的遭遇在当时从事书画公共编目的士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撰述主体阶层的下移,他们的生存和著述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求诚实的难题。     

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其中绝对的投资主体就是中央企业。由于数据的可获性较差,国内外文献中甚少有专门针对央企OFDI的研究。基于长期手工收集的数据,并首次对央企OFDI的演进进行了回顾,由此对其战略选择即产业布局、区位分布、进入模式及主体选择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央企对外投资时偏好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及地区,亚洲和非洲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时间推移,在其余大洲的投资呈稳中有增态势,区位分布更加广泛和理性;产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为央企OFDI主要的进入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促进了央企OFDI的扩张,尤其是并购。     

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多层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却创造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确定性的寻求——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因而他决定赴欧留学,研究心理学以寻求"真我",但终无果而逐渐回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以科学实证论为确定性,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知识人的心灵秩序危机。     

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之后,朝鲜以此为契机发动和平统一半岛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在与朝鲜的“非对称关系”中推行“敌视、遏制、不接触”的政策,放弃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和平统一,转向维持半岛分裂局面,通过强化韩国的实力以遏制朝鲜的发展。这使得朝鲜半岛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推动韩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加之金日成利用越南战争尝试采用类似于越南革命的方式统一半岛,朝韩之间不断出现低烈度冲突,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而美国则实施十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因越南战争的牵制需要维持半岛稳定而阻挠韩国袭击朝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在客观上助长了韩国的对抗行为。因此,美韩同盟恰恰成为朝鲜半岛危机得以缓解的一个较大的障碍。美国在半岛处理危机时的选择余地不大,其对半岛的政策陷入困境就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