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县环砂村古代碑刻的发现与解读

徽州乡村遗存的记事碑刻是徽州众多历史文献当中独特的一种文献形式,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族管理、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方方面面,是研究徽州乡村历史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从祁门县环砂村古代碑刻的发现,可以从中了解明清时期环砂村程氏在宗族管理、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特别是禁止棚民开垦山林、乱砍滥伐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在古代起到良好的效果,至今在乡村民主管理中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姚广孝神道碑》碑文之误辨正

僧人姚广孝是元末明初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参预"靖难之役",被称为"缁衣宰相"。北京现存许多重要文物都与他有关,其中由明成祖朱棣御制的《姚广孝神道碑》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对明代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文献记载讹误相传,明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亦随之而误。本文利用现存碑刻进行比对校核,对前贤著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辨析与订正,希冀对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及其研究意义

民歌是语言民俗的一部分,同时又蕴含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以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等为例,可以考察明代民歌中的多种民俗如婚恋民俗、信仰民俗与生产民俗。研究明代民歌中所蕴含的民俗事象有多方面的意义:明代民歌与民俗是紧密结合的,对民歌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是中国历来的优良传统;明代民歌有助于明代民俗语言的研究;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的解读有助于对明代民歌的深入理解。     

北京女儿节考

"女儿节"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岁时节日的统称,传统中北京地区的"女儿节"主要有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自元代出现"女儿节"节称以来,其节俗随朝代的更迭而变迁,本文重点考述元代以来北京"女儿节"节俗。"女儿节"的节日传承由祛邪趋避等民俗信仰逐渐转变为具有聚合家庭情感、娱乐。节日不仅强化家庭血缘伦理意识,日渐成为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纽带,而且各种娱乐活动将社会生活纳入自然节奏中,调剂了生活。     

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明代北京城分为内外两城,内城在北,外城在南,为一“凸”字形。清朝入关,将内城汉人尽驱外城,腾出内城安置八旗官兵。在以后２６０多年里,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经历了深刻变化：首先是八旗间的居址由模糊而消失;其次是越来越多的民人涌入内城而导致旗人与民人混居。随着八旗官兵的居址由有序列无序,由聚居到散居,严密的组织不复存在,军纪也日益废弛。加之享乐游嬉之风渐染,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八旗军队的不堪一击,成为清朝统治衰朽的先声。有关这一问题,官私史书中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据所见房契文书加以探讨。     

明代山东官员与教化的执行

在明代教化主旨之下,山东地方官员作为传播教化思想的主体,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对百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官员对百姓教化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官员自身修养及其将国家强制政策转变成百姓的自觉意识。     

民俗:传统武术传承的载体

以我国部分省市的民间武术习练者为研究对象,分析武术在民俗中的存在形式,调查习练者对民俗中武术传承的态度等问题,认为应从国家、基层政府、组织、社会、学校等五个层面加强对武术的保护与传承,并强调在延续民俗的过程中传承传统武术。     

济南府学文庙碑刻保护方法探析

中国古代碑刻自战国时期出现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碑刻真实记载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是传承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石刻史书。济南府学文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碑刻遗存是历史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积极做好碑刻保护工作对于传承、弘扬济南优秀的历史文化,研究儒学和教育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

明代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应当重新定位。在考证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时不能仅以此作为必然的、最终的标准和依据。因为它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数量上,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不全;在立碑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在立碑的方式上,具有突击性、集中性;其现状令人惋惜。     

近代的冰雪运动工具——冰床

冰床即现代所谓的"雪橇",在宋代的沧、霸州等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地区已见使用。明清时期的京、津地区,乘坐冰床已成为冬季户外娱乐方式之一。在清代北京城,冰床已逐渐演变为冬季民俗事象之一。明清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吟咏冰床的诗作。     

从《乌鲁木齐杂诗》看清代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习俗

本文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三个角度对《乌鲁木齐杂诗》中三十八首民俗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清代新疆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风俗习惯。     

文人游戏与道德说教——论《阅微草堂笔记》的扶乩文化

扶乩是民间的占卜问疑风俗,明清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风雅游戏。《阅微草堂笔记》中收录的34则扶乩故事,一方面描绘了清代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反应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扶乩这种民间风俗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因而多了一份道德说教的色彩。     

清代"放焰口"民俗化特征及其成因——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

"放焰口"是密教的施食饿鬼的仪轨之一,自宋元至明清都是南北方重要的民俗之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许多北方民间"放焰口"、施食饿鬼的故事,"放焰口"呈现出适用范围更广、富有变化和惩戒意味的民俗化特征,这与佛教世俗化、清代的僧尼制度、厚葬风俗、明清功利化的民间信仰有很大关系。     

论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的民俗偏离现象

由于社会结构及人们心态的变化,明中后期温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俗偏离现象。既有人对民俗的偏离,又存在民俗对人的偏离,这两种类型的偏离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试利用文人笔记、地方志等温州地方文献资料,从民俗偏离的角度来理解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社会风尚的变迁。     

清代成都竹枝词与成都满城

竹枝词是一种源于巴渝地区古老民歌的民间文学形式,因其志土风而详习尚,为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极为重要的史料.与成都满城相关的清代成都竹枝词,从另一角度揭示成都满城的形成过程、城市意象、与府城的关系、自然人文环境、社会风貌等.     

明清时期兰州的祭祖习俗

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盛行着体现浓厚祖先崇拜的祭祖习俗。通过浓厚的敬祖崇宗观念和墓祭、庙祀、家祭、邮祭等系统的祭祖礼仪对明清时期兰州的祭祖习俗进行探讨,以期揭示明清时期兰州祭祖习俗的特点及文化内涵。     

清《神池县志》所载节序竹枝词的民俗文化

清《神池县志》所载竹枝词是研究神池民俗的重要史料,呈现出一幅幅生动而丰富的神池节日民俗风情画卷,体现了祈福、祭祖、祝福平安的民俗心理和生活观念。     

清代北京酒楼的空间分布特征

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城区和近郊是北京酒楼主要的分布区,以外城西区为最。其他三城区的数量相差不大,比起戏园、茶馆在全城的分布而言要显得略为平衡一些。北京酒楼主要分布于重要市场区、办公区内以及住宅区边缘的重要交通线上。它们一般布点在全城性或区域性的中心市场内以满足大量顾客的饮食需求;或为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区域而设立：或在城区的骨干交通线上沿人流量大的市场有问隔的布点。酒楼的分布明显体现了靠近消费人群的市场经济的特点。     

民间商人组织与清代湖南城市管理

清代的湖南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繁多,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等城市民间商人组织就承担了城市经济、社会管理、公益事业的等多方面职能。清代湖南城市民间商人组织承担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的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府应扶助城市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应主动适应社会以担当城市管理的重任,充分发挥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