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齐物论》释义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苏共二十大与美共的反思活动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苏联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看法,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美国共产党形成了强烈冲击,既推动了美共对历史错误的深刻反思,也加深了美共党内的意见分歧,激化了美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促使美共的反思活动偏离了改变现状、寻求出路的既定轨道,加速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态势。由此可见,在美共的反思活动中,苏共作为外部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反思活动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券法规制研究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盛行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采取了刑事立法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彰显。研究表明,所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一种资本市场创新行为,暗合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法所认定的“投资合同”性质。因此,应该扩大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定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投资合同”,纳入到《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明文规定“国务院认定其他证券”的标准,以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创新;对于真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亦应以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为原则,加强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     

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简

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了中美军事情报合作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秘密热线,如苏联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美方可及时向中方提供预警。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一建议,双方虽有讨论,但中方并未接受。此后,这却成为周恩来受到批判的一个缘由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这段中美关系和周恩来生平的论著虽有提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但这件事涉及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对于周恩来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其原义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同时也推衍于艺术、文学、建筑以及医学、武术等领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界对绘画、中医、养生、武术等领域的形神关系多有论述,但似乎尚未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意在从哲学的视角揭示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及其认知动因

“A也不是,B也不是”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用句式,该句式的前后两项形式上对称,A、B的语义通常相反或相对。对举反义聚合的两个极端项,概括该范畴所有可能的行为或状态,通过“不是”否定了极端项,从而达到全量否定的效应。经历时考察发现,“A也不是,B也不是”最早出现于宋代,元明时期产生了“A又不是,B又不是”和“A不是,B不是”两种变体,进入明清句式逐渐稳定,句式义也日益凝固,体现话语主体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于供需视角的分析框架及其路径选择

在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已经突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转向更为复杂的“城-半城-乡”三元结构。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供需角度出发,关注市民、准市民（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农民三种异质性社会群体的“共同和有差别”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完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确保所有群体享受“城乡共需型”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供给,提升“城乡差异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扫清制度障碍。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理智抑或狂热: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研究(1958—1962)简

1958~1962年间,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景象盛行一时。1958年,随着跃进热潮的持续升温,城市工业生产呈现“以钢为纲”的急进之势,然而计划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无法满足骤然膨胀的用工需求。在此情境下,上海市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家庭妇女填补用工缺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城市基层与上级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不同参与者演绎出跃进主题的“复调”与“跑调”。     

新型城镇化与“胡焕庸线”的突破可能性

“胡焕庸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已有80年。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正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中,自然条件对“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影响不大,而经济技术条件加速变化和社会政策的战略要求可能会改变“胡焕庸线”的固有格局。在这一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胡焕庸线”突破的目标,即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对均衡、产业在区域间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胡焕庸线”可能突破的重要动力。以新疆为例的分析,佐证了西部地区通过新型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为此,有关方面应积极搭建人口流动通道,逐步实现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均衡;应加大产业发展力度,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上的均衡;应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逐 实现区域宜居水平的平衡。     

脱离群众是导致苏共领导层变质的关键因素

苏共从执政的中后期开始严重脱离群众,成为导致苏共变质的关键因素。脱离群众导致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路线,在理论和思想上不可避免地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脱离群众导致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势力不断发展蔓延,最终成为执行苏共亡党亡国自我政变的主要力量;脱离群众导致苏共领导层个人专权的诟病难除,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员和非党群众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长期被忽视。     

苏联亡国的原因

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关于“可译/不可译”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考

笔者通过“静夜思”的外译,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视角对“可译/不可译”展开讨论。简言之,可译/不可译主要取决于可说/不可说之上。在形而上层面,可译性是第一位的;在形而下层面,可译与不可译处在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的关系之中。可译之度不仅是不可译,同时也是可译的问题。     

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之后,朝鲜以此为契机发动和平统一半岛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在与朝鲜的“非对称关系”中推行“敌视、遏制、不接触”的政策,放弃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和平统一,转向维持半岛分裂局面,通过强化韩国的实力以遏制朝鲜的发展。这使得朝鲜半岛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推动韩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加之金日成利用越南战争尝试采用类似于越南革命的方式统一半岛,朝韩之间不断出现低烈度冲突,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而美国则实施十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因越南战争的牵制需要维持半岛稳定而阻挠韩国袭击朝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在客观上助长了韩国的对抗行为。因此,美韩同盟恰恰成为朝鲜半岛危机得以缓解的一个较大的障碍。美国在半岛处理危机时的选择余地不大,其对半岛的政策陷入困境就是一种必然。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 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困境 ———以上海市专业社工介入信访Ｃ 项目的个案服务为例

通过对城市中信访之“气”的生产机制进行揭示,本文认为通过社会力量化解“气”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对上海社工介入信访调解Ｃ 项目的研究,文章发现在实际运作中,尽管社会力量介入信访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社工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价值没有得到项目委托方（地方政府）的正确认识,信访调处仍然停留在“打压———反弹”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首先应该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和角色予以尊重和承认,改变原来解决信访矛盾的惯有方式,重视参与调处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推动整个信访工作的发展,进而改进目前信访体制中的弊端。     

苏共党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缺失与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影响。苏联剧变与苏共党内长期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党内民主制度的缺失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破坏了人民民主制度。苏共党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缺失是影响苏联剧变的综合因素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苏联剧变标志着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败亡。党内长期缺乏健全的民主制既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又是导致苏联式社会主义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农业结构改革中的农协问题分析

日本农协改革日本国内意见出现“以保护为前提的改革”与“以解体为前提的改革”的主流意见对立。本文意在从日本农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结构改革中农协所处的位置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中确认今后日本农协改革的中长期可取方向。论述中选取了日本二战后与结构改革相关的重大农业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今后日本农协改革需要进行组织、业务和经营管理改革,分离金融业务,中期内实现专营涉农业务目标,长期看需将农协改造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     

社会信用协同治理：制度、技术与文化

社会信用治理中,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不可或缺。这里的制度是关乎信用的制度的统称,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能够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