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与禅宗对于净土观念的诠释意趣

净土观念是中国佛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佛教各派对净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尤以净土宗与禅宗的冲突最大。净土宗从末法思想入手，主张通过称名念佛往生极乐净土；禅宗则从般若空宗理论出发，反对念佛往生，主张唯心净土。净土宗与禅宗对净土的不同诠释的背后，是他们对佛教的不同理解，也是他们不同生存境遇的体现。     

魏源思想的逻辑发展

涉足宋学、汉学、今文经学的魏源,由"老经师"一变为注重经世实用之学,是他思想的第一次飞跃;由经世而积极参与盐漕改革和水利建设,是他思想的第二次飞跃;由"无双国士"而放眼全球,提倡师夷制夷,是他思想的第三次飞跃;晚年却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尘世,精神由昂扬而渐趋沉寂。     

魏源的佛学成就

魏源会译汉吴魏唐宋五种《无量寿经》译本 ,成为佛经善本。增添《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宗经典 ,弥补了净土经教之缺限。魏源提出了佛道与王道异曲同工、净土法门、智愚可修、心贵专一、经贵精简等一系列精辟的佛学观。     

唐代文人弥陀净土信仰特点探析

代弥陀净土信仰兴盛,文人中有弥陀净土信仰的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净土信仰思想杂糅不一,复杂多变,与真正的佛教徒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唐代社会思想开放,人们的信仰较为自由,大都带有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以儒教为基础,统合释、道;佛教信仰各宗杂糅,不唯信弥陀净土;具体到净土信仰又不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信仰不坚定恒一,常有改信弥陀净土的情况。     

魏源思想简论

本文将魏源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置于中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予以研究,探讨其个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寻求历史人物思想演变的脉络。     

汉帝国统治的理论支撑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广川镇)人。专治《春秋公羊传》。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被汉     

魏源对外思想的再认识——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关于魏源对外思想的研究,多数学者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维出发,对其评价难免有拔高之嫌.实际上,魏源的涉外思想中传统资源占据主导地位,并未跳出旧有的藩篱.文章以<海国图志>为基本资料,对其对外思想给予重新解读.     

从礼论的视角看荀子天人关系说

荀学的归结点在天下之治,其根本则在于统合个体、社会乃至自然的礼义之道.因此,礼在荀子的思想中无疑占有根基性的地位,其全部思想均由之展开,本文试图从礼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厘清长期以来在学界颇具争议的荀子天人关系思想.荀学主张一种"本体宇宙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由之说明礼的价值根源的问题,通过哲学史的分析,更可见出,此一观念经由汉唐以至宋明的内在发展脉络;同时,荀学中亦包涵有圣人法天、则道进而达致"明参日月、大满八极"之同于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通常所谓的"天人之分"则是荀子对"天志"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回应,其目的在于强调人为的重要性,与天人合一的观念并无内在冲突.与孔孟等其他儒家相同,荀子天人相分的观念是在个体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的制约性方面凸现出来的,通过时遇、命等观念的分析,可以极为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章太炎论魏源述评

魏源是中国近代一名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章太炎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清代称为"汉学"、"朴学").这两个研究儒家经典的不同学派,最早产生于汉代,当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势同水火,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章太炎(1869-1936)与魏源虽然生不同时(魏源在1857年逝世12年之后他才诞生),但是出于学派的和政治的原因,章太炎对魏源却多有批评.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由于学派的和政治的立场限制,故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本文拟对此作一些简单的评论.     

曹操思想性格形成的道学文化背景

过去学者或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或者认为他崇尚法家,还有说是杂家的,不一而足。我们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对于儒法礼教的深刻认识、思想方式和习惯与道家相近等方面重新加以探讨,指出其思想性格更多道学文化影响的因素,这与其青少年直至而立之后在道学氛围浓厚的家乡接受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训练了他的思想方式与认知习惯,使其富有智慧,以致在混乱的世界可以做到"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以后治国虽杂用儒、法家的一些观念,乃政治统治权术而已,并非真正属于他个人的思想。     

荀子“正名”学说之正名

虽然先秦各学派大都有对其他学派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批判,但儒家学派的批判才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并且命之曰"正名",至荀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代表着先秦哲学中价值批判的最高水平。这首先表现在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中表现出极强的理性洞察力,其观点和论证具有相当自洽的系统性,传递出哲学理论思维的特有魅力;其次表现在荀子将"道"作为其"正名"学说的基础。但是,由于荀子并没有解决老子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先秦儒家价值论意义上的"道"之间的扞格不通,导致了他的正名学说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齐物论》释义

《齐物论》以“齐”为主题,从逻辑上说,其中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二重涵义。“齐物”论指向世界万物,后者虽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从“齐物”论的角度看,则最终可以分而齐之或不齐而齐。齐“物论”之“物论”直接所指,涉及关于“物”的不同观点,但在宽泛意义上则关乎一切是非之辩,“齐”广义论域中的“物论”,意味着消解是非的分辨和是非论争。总起来,“齐物论”以“齐”为视域,既要求超越存在之域的分别,也试图消解观念之域的是非之辩。就哲学的层面而言,扬弃“道术为天下裂”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一进路无疑不无所见的。然而,从现实的形态看,世界既呈现关联和统一之维,又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否定和拒斥的立场对待“分”与“别”,在逻辑上很难避免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与之相涉的分而齐之,也容易疏离于真实、具体的存在,引向思辨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庄子的齐物之论中,以道观之与抽象齐之二重取向交错而并存,呈现了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确定性的寻求——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因而他决定赴欧留学,研究心理学以寻求"真我",但终无果而逐渐回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以科学实证论为确定性,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知识人的心灵秩序危机。     

“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刘克庄诗歌中的释道二教

刘克庄是南宋后期诗文词坛的大家,作为受到儒学大家叶适和真德秀提携的传统文人,刘克庄对释道二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与僧人、道人交往颇多,并写下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诗歌,此类诗歌主要有歌咏人物、赠答、写景抒情等三类内容.在关注释道的同时,刘克庄融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用释道来解释诗学,这些在他的论著中也都有所体现.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 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皎然诗家中道观浅谈

皎然继承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文艺美学思想,发展了儒家传统诗论中的"通变"概念,借用佛家的"中道"观提出"诗家中道"诗学观点,妥善处理审美过程中诸多相互对立的矛盾范畴,从新的角度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艺术空间.     

再论王艮的尊儒与杂学

泰州学派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学派,也是一个极具启蒙意义的平民哲学学派,但他们仍属儒学一脉。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认为,为学当读圣贤书。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但他不搞儒学独尊,而是主张兼收并蓄,主张杂学。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尊儒而并不排斥佛道,并肯定了佛道各自具有的效用。这就把尊儒与杂学有机统一起来,为"三教合一"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痴绝道冲禅法思想析论

痴绝道冲是南宋后期一代临济宗高僧,被誉为“真法门之栋梁,后学之标准”。“以激扬宗风为己任”是痴绝道冲禅法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旨趣,他的禅法思想性格,虽有融合之精神,实则回归于古德临济义玄时代,不受普遍流行的看话禅、文字禅、默照禅之禅风影响,亦不受宋代禅宗内部禅、净融合论之影响。在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上,痴绝道冲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明教契嵩的儒佛融合论。不断引用儒家经典与佛教作会通,在本体论上强调儒释道三教共同一之“道”、同一之“心”,但是在孝亲观上更多地强调佛法的特殊性、优越性。在心性论上．痴绝道冲反复借着释迦灵山拈花、达磨西来的禅宗公案,从正面阐释了自己临济禅一念分明、自证自悟的思想．坚守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门精神。径山痴绝颇为深刻地批评当时丛林佛法淡薄、祖道凌迟的种种弊病,努力振兴丛林,绍隆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