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抵抗。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不是偶然的 :日本的步步进逼、英美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及西南统一于南京政府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 ,促使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妥协退让,到"华北事变"的强硬、"七七事变"的联共抗日,再到相持阶段的避战自保、消极抗战演变过程.     

试析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的政策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存在着向有利于抗战转化，具有共同的前提和相似的实施手段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对中间势力认识的不同，实施政策手段的不同，代表的阶级本质不同和运行的实践结果不同等差异性。抗日的共同目标、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国内外形势是政策产生共性的原因；阶级矛盾的现实存在、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中间势力的动摇性特点与中间势力不同的历史渊源则是政策出现差异性的原因。     

论国共两党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章通过对“耕有其田”从提出到推行进行纵论，通过对国共两党推行“耕有其田”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能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是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从历史教学的角度看，能对教材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对教材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战后初期美国对韩、日政策的战略演变

1949年通过的NSC48/1等一系列文件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对日占领政策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对美国的对韩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开始从朝鲜半岛进行战略收缩,对朝鲜的援助也开始以经济援助为主。     

浅析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之争

本文从新的视角,论述了国共两党围绕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不同背景,采取政治方式展开的三个回合的较量。两党谈判破裂后,中共致力于实现联合政府。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正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什么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会在几年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期望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实质之对比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没有可能付诸实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背叛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公然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但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追求的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和共同繁荣     

战后国共两党的对日受降之争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就对日受降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蒋介石依靠美国及日伪军的帮助,夺取了敌占区的中心城市、重要交通线和大批敌伪产业。但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且尽失民心。中共则针锋相对,凭实力实施对日受降,成功地夺取了敌占区的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为最终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次受降之争,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内战已不可避免,成为决定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国共两党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     

开罗会议与国民党政权对战后日本政策的设计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希望打倒日本军阀、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而且表现了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全球意识与区域观念。设计战后政策的行为除了表明中国未雨绸缪之外,更表明其对于未来地区秩序建设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政策设计在当时影响了盟国的战后日本决策并为亚洲国家的自由与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最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然是一种妥协,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绥靖政策的阴影,但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英国并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益的计划。这也就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略论尼克松政府的对日政策

自二战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同盟者。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权力与作用,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其政策为70年代美日关系定下了基调。     

略论尼克松政府的对日政策

自二战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同盟者.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权力与作用,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其政策为70年代美日关系定下了基调.     

论国共两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时机的把握

抗战八年中,国共两党都在敌后领导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以抗击日军的侵略。两党在开展游击战的决策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异,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３７年８月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国民党则在１９３７年冬据白崇禧提议而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由于双方决策时间不同,影响了两党对游击战的实施和时机的把握,从而使得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及结局完全不同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

以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维护中国四大家族根本利益的政权。这个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发生了由不抵抗到被迫抗战的变化。本文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便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塘沽协定》。这一阶段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其对外政策是采取亲英美、反苏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对内是集中军事主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田中内阁时期,早于1927年6月下旬及8月13日,先后召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