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基础与特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多元社会形态并存的社会现状，是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基础。这一基础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行政伦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主要特征是多重跨越与共生。     

行政伦理的内涵、构成和性质新探

行政伦理问题是行政学和伦理学共同的理论课题，是行政发展和应用伦理的共同的实践领域。行政伦理的内涵、构成和性质值得重新认识。本文认为，行政伦理是关于行政主体的活动及行为的伦理，是由行政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制度和行政价值导向的有机结合，并构成一个由基础道德规范到伦理制度保障到理想价值导向的系统。构建行政伦理，对推动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建设，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略论行政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

所谓行政伦理是关于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道德行为规范、伦理管理制度、价值观念模式等的总和，其核心是行政活动和行为的行政伦理规范和行政伦理制度。以行政主体在管理活动中施行的行政行为出发，运用伦理学和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揭示行政与伦理的内在关系，明确行政行为及活动的伦理性质和价值，规范和引导行政主体的活动，提高公共行政的效能和信誉，是行政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建立行政伦理学，加强对行政伦理道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责任的基本内涵

研究行政伦理责任是以一种伦理的视角去关注行政责任问题。行政伦理责任是研究和解决公共行政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复合责任观。维护公共利益、执政为民，在公正价值优先的前提下促进效率，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恪尽职守、勤政为民等构成当代中国行政伦理责任的基本内涵。     

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动因解析

对利益选择的伦理动因处于行政行为的核心地位。行政主体在利益冲突和伦理价值之间的行政行为选择,要最终实现行政价值目标,这一过程涉及行政伦理义务、行政良心、行政荣誉和行政信念四个层次行政伦理范畴。行政义务是自觉意识到的行政责任;行政良心是对行政义务的自觉意识;行政荣誉是行政义务和行政良心的价值尺度;行政信念是行政义务、行政良心、行政荣誉相互作用后培养形成的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四个范畴的形成必然建立在前面阶段范畴形成的基础之上。     

行政伦理论纲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 ,其价值基础是廉政 ,核心是勤政 ,目标是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技能、行政纪律、行政良心、行政荣誉和行政作风 ,构成行政伦理的范畴体系。行政伦理规范的本质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行政行为的善恶评价 ,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根本标准。行政手段的有效性决不能违背行政目的的伦理性 ,对于行政的“伦理妥协”应该科学地确定其限度     

论行政义务与良心

行政义力与行政良心是行政伦理的基本范围，行政义务是以伦理的形式所确定的行政使命，职责和任务，而行政良心则是行政义务的内化，即深沉的行政道德责任感。     

廉政、勤政与行政人格──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基本要素

行政管理价值观，作为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领域有关行政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是其行政管理价值生活实践和知识的凝结、升华，表现为一系列基本行政管理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廉政、勤政和行政人格是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三个基本要素。廉政，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基础。勤政，是行政管理的价值核心，是始终保持国家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重价值座标的交汇点。行政人格作为行政管理的价值目标，是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评价国家公务员的根本标志。     

关于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的思考

行政伦理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目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与行政体制、行政人员等内部因素有关，还与封建思想、西方腐朽思想、法规不完善等外部因素相连。要解决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群众监督，加强思想教育。     

转型期视阈下行政主体伦理失范研究

社会转型期“规范真空”、传统“技术主义”羁绊以及现当代“效率至上主义”理念的植入使行政主体逐步游离于伦理规范。伴随我国社会转型与伦理转制的失调,行政主体“公共人”特性和伦理自觉性日益式微乏力衍生了繁多复杂的不虞效应,行政伦理呈现出失范与冲突的困境。设计和建构合乎现代治理理念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并成功输入到现实行政系统中,是现代公共行政走出伦理失范窠臼的实践理路,也是契合行政现代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进路和期待。     

公共行政的伦理建构模式

20世纪末,一些学者针对公共行政中道德因素缺失的问题,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的伦理建构模式。他们认为,制度约束对于确保官僚负责来说并不充分,行政伦理在行政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一方面需要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实现公共行政制度的道德化。公共行政的伦理建构模式强调,只有制度约束与道德自律、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相结合,才能使行政人员更加负责,这点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模式的理想化色彩较浓,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其理论主张,并且对公共行政中伦理因素的价值估计过高。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而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论教育行政的伦理精神

教育行政是一种追求伦理价值的活动,伦理精神必然贯穿于教育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教育行政中的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追求公平公正、坚持民主原则以及重视责任与义务等方面,即以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追求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以民主原则作为价值判断。教育行政是一个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域,教育行政伦理精神体现为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能的同时应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追求教育行政的伦理精神,需要重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的培养与个人修养的提升。     

内外兼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行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要求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决定了行政伦理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可以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二个层面来进行,内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重塑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外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制度体系。     

论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机制

传统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 ,是政府管理活的灵魂。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要求传统行政文化作出创造性转化。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化主体对其进行文化反省、发现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要不断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扬弃 ,以提取契合公共行政的精神价值 ,并摒弃其间的封建思想毒素 ,使中国公共行政的观念世界得以净化 ,实现正义、民主、法治、公平等世俗信仰的回归。传统行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是个漫长、复杂的行政思维传统的变革过程     

中日行政指导的历史之维

行政指导产生的文化土壤是东方重伦理重秩序的社会心理。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日本形成了官民一体化的协调体制，行政指导作为主要的行政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诸如密室交易等弊端。而中国官民协调体制尚未成型，行政指导的作用和方式还有发展的余地，但需要提前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厘清行政指导的界限。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考量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行政伦理建设历来是公共行政领域所关注的焦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伦理失范日趋严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从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监督,建立行政道德激励机制入手,实现行政伦理建设的制度化。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可行性分析

中国的行政改革正处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否适用于中国行政改革成为中国政府官员及国内学者讨论的焦点。文章试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出发,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为背景,剖析中国行政环境特点,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否适用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以期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出理论依据。     

新时期领导者道德重塑的行政伦理思考

新时期,我国一些领导者道德遭遇困境,集中体现在某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在权力运用方面的不道德。对此,可认用行政伦理减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以行政伦理的个个自主性弥补体制缺陷。这要求在行政伦理的基础上重塑领导者的道德,具体包括行政良心的培养、行政伦理规范的确立及伦理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