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制度

2012年的刑诉法修正案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的规定,分析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享有撤案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侦查阶段公安机关适用和解撤案的程序及监督制度进行探讨。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自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后,我国对刑事和解有了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争论也有了排除重罪案件适用的官方定论,但在当今中国被害人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适当允许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却是司法实践中的迫切要求,因而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适当扩大。     

浅议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创设之初刑事和解的案件仅限于罪行较轻的案件或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我国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后没有统一立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甚至在我国出现死刑案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例.文章主要分析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有效恢复遭到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具有积极作用,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除了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范围的规定,还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要保证刑事和解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有效衔接,提高诉讼效率;理性看待刑事和解中的经济赔偿,同时为和解途径的多元化创造条件;要加强对和解协议的违约救济,切实提高和解的有效性;加强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外部监督,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与现代制度构建

和解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的常用方式。通过对中国古代以和解方式解决刑事案件案例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在案件范围、适用的前提条件、和解方式和调解人等方面独特的实践经验。它的形成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形,但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并未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导致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对刑事和解的探讨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基于我国个体性的考虑,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包括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主要方面。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司法实践的调查研究——以青海省高院审理的故意杀人、伤害案件为例

当事人和解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有效途径,运用得当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化解矛盾,修补社会关系.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明文规定了公诉案件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制度,不过只能适用于一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和解的是民事部分,而非刑事部分,民事达成的调解协议仅供刑事量刑部分作为参考.本文选取青海省高院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求证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对当事人和解所持的态度以及处理方法,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刑事量刑起到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奠定基础.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反思

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刑事和解制度在英国﹑德国等国都有相关规定,而在我国从延续法家的思想"重刑主义"思想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理念,是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少学者呼吁我国当前应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节省司法成本,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然而刑事司法制度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否具有建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值得探讨的.本文将通过分析国外的相关规定,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分析当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否具备基础.     

检察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践和思考——以钦州市钦北区刑事案件为例

刑事和解案件以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居多,犯罪主观意识不强,犯罪情节较轻。通过办理刑事和解案件,能提高诉讼效率,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受司法公正、价值观念、法制建设等因素影响,办理刑事和解案件面临诸多困难。检察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要坚持以自愿、公正、合理为原则,注重加强沟通与协调工作,准确把握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中国现阶段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趋势及其特征

稍加观察近几年关于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实践,就可以发现,刑事和解的实践最先始于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的尝试,随后开始向全国范围推进,并且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紧密的呼应。这种制度化实践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实践并非司法机关超越法律的全新创制,而是有其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它是一种由司法机关推进的制度实践;推动刑事和解的实际动因是社会需求,对其正当性评价的标准主要是依据社会效果;刑事和解模式呈多元化趋势;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类型和范围一般均有特定需求和条件,包括身份关系、纠纷特点、文化、习惯等等。     

高职学生犯罪之刑法应对

高职学生犯罪既与青春期的心理因素有关,亦与地位受挫有涉,是个人因素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犯罪暴力化、群体化、激情化等特点。同时,考虑到高职学生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较强,应基于“浪子回头金不换”之常识、常理、常情,给予刑法之宽容应对,以此通过积极出罪、刑事和解、非监禁刑等措施,实现高职学生犯罪的扶正黜邪。     

小议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制度

随着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和解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将以前没有的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单独设章,足见其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对这项新兴的刑事诉讼制度,本文试着从其现实意义、适用法则、面临的问题、完善建议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以希望对公诉案件中的当事人有所裨益,有利于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兼顾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兼论刑事和解制度

“复恢性司法”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犯罪处理模式，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刑事和解制度发展已日臻完善。追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明晰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的应有之义，文章主张应植根于中国传统调解的司法制度，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因素，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完善

新刑诉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首次把当事人和解引入公诉案件处理范围。根据刑事和解理论基础,针对当事人和解程序中存在监督与救济缺失、和解对象狭窄、和解协议效力及法律性质不明确、主持机构不适合、赔偿标准不一、和解时间和次数不定等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刑事和解的罪刑法定问题新探

刑事和解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该制度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两者价值取向相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以及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等诸多论据,并不能够得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符合的具体结论;与此同时,刑事和解理论渊源的局限性、和解后果的复杂性以及制度安排的前置性在两者契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妥善解决这些前提性的障碍或许正是突破刑事和解在罪刑法定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关键所在。     

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图景——价值解读与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特殊的＂族缘关系＂,使处于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更愿意选择族群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作为刑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在民族地区构建法治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用。但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价值定位在民族社会整体秩序的建构上,需要对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适用的路径进行选择,以达到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与衡平。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刑事和解制度虽然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性和价值,但能否嫁接过来成为中国的本土制度仍需谨慎对待。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决定了现阶段想要建立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暂不可行,应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个案加以引导,但不应将其制度化。     

论协商性司法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性司法的形式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属于协商性司法程序,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刑事和解是合作性的,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刑事和解的内在观念与我国法律观念、刑事诉讼模式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较大的冲突,这些都是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因素。只有充分考虑阻碍因素,才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把握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全貌,这是构建可行的刑事和解模式不可缺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