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戒律即是佛教规定的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佛教戒律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演变发展,同时影响中国古代法制.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戒律观念对法制的渗透;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佛教戒律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三个方面.其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和时代的特点.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接受本土法律的规制,佛教教义和戒律逐步刻上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同时,佛教教义和戒律中的众生平等、慈悲报应、地狱、忍辱和合等思想也日益影响着传统法律思想,改变或强化着帝王贵族、氏族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观念。究其原因,佛教以儒家思想为桥梁影响传统法律思想、佛教受世俗法律的特殊规范、佛教戒律与法律的相通与互补等因素使佛教影响传统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戒律在云南佛教中的实施

佛教戒律的实施情况实际上是判别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社会中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云南地区的佛教兴起于唐朝时期的南诏，那时除了有被称之为阿吒力教的云南地方密教教派外，已经有汉传佛教的存在。遵从“斋戎”是云南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遵戒守律的强调和汉传佛教在云南的发展成正比关系；云南汉传佛教的发展又和朝廷在该地区政治控制力和中土文化影响的加强有关。     

论佛教平等观的独特性及其表现与影响

佛教的平等观念,为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亲手所创。相对于其他宗教、中外哲学或思想家的观点来说,它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年代上为全球范围内最早提出,并在僧团内部全面加以实行。其二,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包含了生命权利和成佛权利两方面的内容。佛教平等观的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不杀生”的戒律以及一系列保护弱小生命的行为方式上。所有这些,曾经对许多中国哲学家(包括反对佛教者)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至今依然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

柳宗元倡导的“统合儒释”，不仅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也表现在行为规范方面。本文通过对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的述评，指出了其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思想局限。对今人刘光裕、杨慧文、孙昌武等人的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

众多的居士是中国佛教的基础,以居士身份学习研究的律学,且称为居士戒律学。虽然小乘律学一般被视为教内秘学,但在“方便”的前提下,这条禁令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形同虚设,熟悉戒律,甚至以律学见长的居士,历代都有。士大夫们对戒律的钻研,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见解,也是中国戒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居士律学的发展,说明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内部的戒律必然会跟其外部社会的各种约束规范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促使着对方的演变。     

法治本土化的几个问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法律移植与佛教传播都是中国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但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之所以进行这种比较分析，希望借此来为中国法治建设探索一条出路。而在中国现代的法治建设中，应该走国际化的道路，还是主要强调本土特色，也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浅谈佛教戒律的性质与特点

在佛教教义研究中,对佛教戒律的科学认识对于佛教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对佛教戒律的科学界定,首先要把它与禁忌、劝善书、清规和伦理道德等"类戒律现象"区别开来,并作了较为详尽的甄别;认为佛教戒律具有经典性、宗派性、教内强制性、层次和体系性以及变通性等特点。     

佛教戒律与刑法的交叉与结合

佛教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佛成戒律与现代刑法在基本理论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探讨这些相通之处,寻求对刑法规范之忠诚来自于佛教的支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实现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空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佛教与中国花文化

文章通过对中国佛教茶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揭示佛教与中国茶及茶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佛教对中国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     

论中国佛教清规的文体特征及意义

清规是中国古代禅宗丛林管理的规文,主要内容涉及寺院管理的诸多层面,同时具有法律、礼法性质。在文体体式上,清规表现为“总说—分述、层层展开、逐条铺叙”的形式,是中国古代文体实用性特征的直接表现。而在表现手法上,则是以散语体为主,骈散结合,具有警策性和佛理意蕴。对佛教清规文体的考察,有助于认识中国佛教相关文体的形态变迁、应用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     

佛教修行论中的戒律实践和身心和谐

聂聃,胡晓青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撰文认为,“修善持戒”是中国佛教修行论的主要观点,也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方式。佛教修行认为宗教伦理的实践,主要以修持戒律来达到善的要求。立足于道德伦理实践的佛教认为成佛依靠修持,而修持先受戒,由戒生定,依定发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等思想体现了佛教戒律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佛教的内在品质。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家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论李白及其"佛教信仰"

李白诗歌中有一小部分作品与佛教文化相关.明显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把它们和道教题材的作品相比,则呈现出数量少与只限于用典等表层现象,大多都没有寄托作者的人生理想.所以,李白对佛教的理解,仅停留在知性的层面,而非信仰的层面.     

从邓小平法治思想论法治中国的构建

"法治中国"这一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的提出,切合当下中国推进法治的要求,体现了强烈的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主体意识,是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的丰富与深化。而邓小平法治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不仅为中国法治社会建构了框架、轮廓,勾画了清晰的蓝图,也指明了我国法治社会的未来走向,对法治中国的实现具有指导和传承作用。结合邓小平法治思想积极开展法治中国的研究,对于推进法治理论发展、促进法治战略共识、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之于中国和谐法治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相对完整的法治理论,其法治理论涵盖了法治的内涵、实施法治的根据与法治的具体实施手段等内容,成为西方法治理论的主要历史渊源。以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为背景,结合当前的和谐社会理论,阐释当代我国法治的理念及其构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论汉译佛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

佛经虽非专门的美术理论著作,但其中关于美术方面的一些实践和论述也是佛教美术的构成部分。佛经中的美术实践和论述也随着佛经翻译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汉译佛经主要对中古佛教美术思潮、佛教美术创作主体思想、中国佛教美术技法、中国美术理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江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向海外弘传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显和最典型的即是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日本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日本佛教宗派的形成、教理教义的变革、新宗派的兴起等都与江南佛教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