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阈下大学科研评价标准的递嬗与省思

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形塑了大学科研评价标准的更迭,以知识逻辑为根基的传统大学科研评价标准日益朝向集知识、应用和社会三重逻辑为一体的多元科研评价标准演化。伴随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大学科研评价从人文化走向功利化,工具理性主导大学知识生产,传统科研评价标准遭到解构,这就要求重新审思大学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价值,促进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有机耦合;观照大学科研评价传统的规训意蕴,重塑大学科研评价的价值理性;完善大学学术治理的法制建设,深植大学科研评价传统的文化基因。     

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考察:基于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视角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是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结果。改革开放前,政府实行总体性支配,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较小,政府依赖"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维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两者都服膺价值理性;及至改革开放初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期间,学术场域自主性趋强,学术评价制度转以"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为主要特色;而从1990年以来,随着政府技术性治理模式的确立,学术场域量化考评模式开始盛行,政府治理与学术管理双双进入"工具理性"的牢笼。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增加政府治理中的"多元参与和多方互动",同时在学术评价制度中扩大参与和对话,增强学术场域的自主性,由此在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中,用"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桎梏。     

论学院化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教育学者的学术使命

教育研究的学院化意味着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进而也意味着专业生活的科层化。学院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学的繁荣,但也同时造成了学术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僵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教育学者“以学术为业”的生存方式,直接影响了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使教育学的发展面临困境。走出教育学困境的出路是:跨越生存边界,促使研究者与实践者达成理性共识;变革评价机制,促进学术评价机制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教育学者应当对自身的学院化生存方式具有一种批判性警觉,并因此而增强学养,在体制与自身发展之间谋求一种合理的“博弈”,实现教育学的规范化、理性化发展。     

科层制学术治理模式的功能障碍

大学作为正式的社会组织,的确具有科层制的某些特征和因素,因而科层制是我国现代大学普遍采用的学术治理模式。但是科层制与大学的组织特性并不完全相容,在实践运行过程中造成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突出表现在专业权威与科层权威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科层制功能障碍的关键举措是建立专业化与科层化水平都很高的理想的大学结构,使集权化力量和专业化力量达成平衡。     

教师权威危机的文化省察——一种有关教师职业的思考

教师职业危机的实质是当前中国特殊社会现实中出现的一种理性化和科层化的社会思潮在教育领域内的深刻反映。本文从文化制度设计和个体价值选择两个角度对教师职业危机的实质及原因进行了探讨,在肯定教师传统权威衰落的必然性的同时提出应建立新型的基于责任感的教师权威。     

文献计量在科研团队学术影响力分析中的实践与思考——以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

科研团队学术影响力的定量评估是团队实现自我诊断和科研管理者实施高效管理的前提条件。如何根据科研团队的学科特点,利用现有的数据条件构建和量化切实有效的评估指标,一直是团队自身及其管理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学科领域专家咨询与文献计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建立具有类似规模的国际科研团队群、细分学科领域中的研究分支、构建相应的评估指标,量化实验室团队在学科领域和各研究分支的学术影响力,为今后科研团队学术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一种定量分析参考。     

论大科学时代的大学科研图景

大科学研究是二战后一种全新的科研范式,大学科研正呈现出大科学特征下的图景。这主要表现为大学组织中跨学科交易区的出现,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由R&D模式转向R&D和D&R模式的并存态势,科研团队的科层化等。与此同时,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科学伦理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也正受到挑战。对此,大学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以应对大科学时代的挑战。     

高职院校科研考核管理数据库的设计

高职学校科研工作考核管理是一个全面综合的量化工作,它包括日常科研活动、学术成果的登记、计分管理及年终的考核,涉及专业技术人员和院校部门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根据科研工作考核管理的需求,详细描述了科研考核管理数据库的数据字典,清晰地设计出数据库的概念结构、基于关系型数据库模型的逻辑结构,阐明实体、关系及其联系,为数据库的实施和科研考核管理系统的整体开发准备了后台基础.     

慎用学术评价的量化考评

这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包括高等学校)在科研管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许多学术机构对教师、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管理已完全建立在一种单一的学术评价模式——量化考评制度上，而且这种倾向有不断强化之势，许多科研管理工作者乐此不疲。     

高校学科评估的价值审视与调适

近年来,学科评估已经成为完成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双一流”战略规划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和有机组成部分。从本质而言,高校学科评估是基于政治逻辑、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对学科建设过程和结果质量的价值判断过程。不同的逻辑对于学科建设发挥着不同的指导意义,并影响了评估的价值取向,逻辑之间的矛盾从根源上导致了评估的价值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为学术自由与评估控制的冲突、问责与改进的冲突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尽管它们有着同样的根由,但实践中归因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只有进一步深入分析价值取向冲突的归因,才能妥善予以调适,最终达到在高校学科评估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回归教育价值关怀、促进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斗争性的探索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较早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后果,鼓励无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斗争争取革命胜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启蒙的工具理性阻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主张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来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从而构建符合人道的社会。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磨灭了人的主体性,只有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才能恢复人的主体性。     

批判与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及启示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在大数据时代被迫回应周期性经济危机情境下寻求数字化救渎的一种“修正”社会形态。它通过算法黑匣综合操纵数字、资本、技术和时空等方式,将工具理性逻辑外化于一种与现实社会既相映射又相背离的虚拟秩序,形成数字意识形态崇拜。正处于工业化向信息化快速转型的中国要跨越数字资本主义陷阱,须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提防数字政治行为的暗层干预,促进数字社会秩序的日常生活再建构。     

官僚化与专业化:大学行政化的双重归因及其超越

行政管理从服务于大学的内在需要异化为唯权力、等级是从的官僚化体系;专业建设从满足社会、职业的功利性需要异化为崇尚权威、维护边界的专业化模式.官僚化和专业化对权力、等级、控制的膜拜强化了大学行政化的合理性.在组织层面上,构建以效率、目标为导向的科层制机构,确保大学行政化的合法性和再生产;在价值层面上,尊崇以技术、方法评价为核心的工具理性,维护大学行政化的目的性存在及其正当性理念.所以,改革大学行政化弊端,行政管理必须超越官僚化,回归服务定位;学科发展必须超越专业化,走向学术自由.     

典型的高校排名做法与借鉴意义

科学合理的公正的评估体系能够激励科研,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升个人、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实力与学术影响力。在简要综述国内外高校排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选择五个较具代表性的高校排名实践,通过对比分析其在评估时采用的特色指标和特色评估方法,为国内高校评估实践提出一些建议和未来展望:评估单元细化到具体学科和专业,不同评估单元有不同的指标和权重;注重科研商业化活动的评估;量化评估与同行评议相结合;评估考虑市场化因素;评估不仅要注重存量指标,还要注重流量指标;高校评估考虑一些负面指标、平衡指标和经济效益类指标以及高校的行业性质和定位。     

工具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构成西方现代性主要内涵的工具理性，促发了科学与技术的繁荣和昌盛。当前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也是最急需的就是科学与技术的大发展。这一点在文化层面上就表现为工具理性的缺失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工具理性化。[编者按]     

社会资本视角下19世纪柏林大学之崛起

柏林大学模式是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热点"问题.社会资本概念为研究柏林大学崛起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外部关系来看,柏林大学已经融入政府网络.摆脱了宗教束缚,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坚持"纯粹知识"(Wissenschaft)的真理探究;从大学内部关系看,底部科层化和顶部非等级制的组织内部,既存在着学术竞争.也存在着科研合作;从制约大学内外部关系运营的非正式制度来看,民族意识形态的觉醒、唯心主义思想的力量以及德国传统大学的习俗惯例等,都为柏林大学产生和发展莫定了坚实基础.柏林大学的崛起,为当下中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理论借鉴.     

瑞典大学学术评聘体系改革竞争性制度逻辑透视

学术聘任与绩效评估作为大学内部的重要组织机制,对教师学术活力以及大学科研竞争力的提升而言至关重要。利用制度逻辑理论,对瑞典大学学术评聘制度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国家逻辑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影响方式从正式的法律规章转为基于产出的经费体制。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管理逻辑在学术治理中的影响力增强,学术人员的专业自主权受到限缩。由于瑞典大学对外部研究经费的依赖,教师的经费获取能力等适合于竞争的外显性价值凸显,竞争导向的市场逻辑渗透至学术聘任和研究评估领域。为了增强学术职业的可预测性和国际可比性,许多瑞典大学还引入了组织导向的终身轨制度,并将其用作一种控制学术工作和提高大学绩效的有效工具。在被多重竞争性制度逻辑塑造和自我演化的过程中,瑞典学术职位体系呈现出问责增强、竞争加剧、标准化和临时化等变革取向。     

产业逻辑还是教育逻辑?——高职专业群建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

学生是高职教育的主体,专业群建设是教育的有效载体,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理应成为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高职专业群建设在实践层面已经广泛开展,却存在实然行动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高职专业群始终被禁锢在产业逻辑的工具理性价值思维之中,而长期受到教育“服务于产业经济发展”外生价值诉求的束缚。阐释高职专业群建设逻辑中工具理性价值的超越与价值理性的回归,发现其并非产业逻辑,而是教育逻辑的回归。超越产业逻辑的工具理性假象,还原高职专业群建设“职业逻辑”的真实面貌,是使其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高职专业群建设亟需超越产业逻辑的工具理性局限,并回归教育逻辑的价值理性,在理念、专业组建和课程等层面生成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耦合路径。     

农业工程学科导学团队的构建与实践

结合农业工程学科中数字农业与农业物联网农业信息化导学团队的构建与实践,以平台建设为基础,领军人才为核心,探讨了以情感、学术、管理、成果作为核心要素的团队构建模式和运行机制。实践证明,该模式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有效解决科研发展和协作中的诸多问题,促进了团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培养了一批农业信息领域优秀人才,为数字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技术进步提供新的思路。     

学科评估对高校组织实践的影响 ——从制度逻辑再出发

在第五轮学科评估有序开展以及"双一流"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亟需审视学科评估这一重要手段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实际效用,因此本文选取W大学作为个案,以制度逻辑为理论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学科评估对组织实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W大学以资源分配与学科调整、吸引优质师资、激励科研产出以及边缘化考量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四项组织实践策略回应这一价值评估工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组织中以管理主义为轴心的绩效优先的简化逻辑、制度性同形的逻辑以及劳动控制的逻辑三重制度逻辑并存.而组织理性化的策略引发了非理性的意外后果,学科评估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预期效用尚未完全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