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中互文、变文、互体之考辨

互文、变文、互体是古汉语中三种不同的修辞方法,三者各有其修辞功能。互文是指在特定的语境里,词与词之间临时获得的一种修辞意义;变文是指为增加遣词运字的丰美变化之色而以同义词互换的运用;互体是指上下文内容互相映衬、补充,彼此呼应。前二者是就用词而言的两种修辞形式,互体则属于句式方面的修辞方法,三者不能混淆。     

敦煌变文域外影响研究综述

纵观变文研究逾百年的历史,一方面,在关于变文来源的研究中,域外对变文的影响因素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就变文对域外的影响而言,中日韩三国学者从中日、中韩比较的角度展开了系列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极大的探讨空间,极有可能成为变文研究新的发展点。     

释道儒“变文”考辨——兼论变文的生成及三教思想

变文的原初意义是指对佛经的通俗变易。随着佛教在唐代的彻底中国化,当时的变文却成了宣扬三教思想的工具     

孔子项证相问书

背景链接 《孔子项讫相问书》是一篇唐代变文，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是佛教用语，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内容逐渐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清末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即敦煌变文。     

敦煌P．3451残卷变文“尚书”及其篇名考论

z于P．3451残卷变丈中的“尚书”及其篇名,1937年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认为“尚书”指张淮深,并拟变文名为《张淮深变文》。之后,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潘重归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及其增订本、黄征先生、张涌泉先生校的《敦煌变文校注》等都沿用了孙先生的看法。笔者在对P．3451残卷歌颂对象考证的基础上认为P．3451残卷变文的“尚书”应为两个一一张议潮和张淮深,其篇名似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先秦诸子散文之比较

文章的创作规律是不断地发展的.文章的发展有一个继承与革新的问题,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通变”.所谓“通”,是指文章发展过程中的先后传承而言;所谓“变”,则是指文章的不断演进、更新、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的.他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这就是说文章的体裁是有一定规格的,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文章的创作规律: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而只是因袭摹拟,文章也就失去生命力.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日新其业”.所以刘勰说“通变则久”.学习古代文学,就要注意研究历代文章的演变,看它们的因革损益,以之作为借鉴,从而提高、丰富和发展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这里仅就先秦诸子中几个主要学派的思想及文章,加以比较探讨.     

说“变文”

关于什么是变文、变文的来源和界定等问题,历来众说纷坛。“变文”与“变相”是相辅而行的,是“变相”的说明文。“讲唱”,是“变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形式,是中国本上固有的东西。但“变文”不同于“讲经文”、“诗话”、“话本”等其它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不能以“变文”一词笼统称之。     

孔子项证相问书

背景链接 《孔子项记相问书》是一篇唐代变文,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是佛教用语,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内容逐渐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清朱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即敦煌变丈。     

从《弘明集·正诬论》看变文生成的年代

本文就姜伯勤先生对变文的界定，通过对《弘明集·正诬论》的考证，从而推定早在东晋初年就已产生了广义的变文概念。     

正史·传说·讲唱文学——由《伍子胥变文》看伍子胥故事的嬗变

变文这一盛行于唐代的讲唱文学,依其内容可以分为讲经与讲史.讲经的变文虽是讲唱佛经故事,但已经消弱了宗教的迷信色彩;讲史的变文多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但有较多的敷衍成分,富有文学的意趣,且具民间文学的特点,因而最受群众喜爱.本文既是一篇探讨讲史变文《伍子胥变文》嬗变轨迹的文字.作者试图用发展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就《伍子胥变文》在主题、情节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正史和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一番详审的探讨,从而说明了民间文学创作贴近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与愿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