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与现代国家治理

中国目前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德治举足轻重,其角色不可小觑。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从根本上着眼于唤醒道德自觉、并通过克己复礼的修仁功夫,从而确认道德原则与具体实践生活间的联系。朱子之学,其德治正本清源,治国理论体系可一分为三——为人以德、为政以德、为国以德。在推进现代德治建设的进程中,朱子学作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启发与借鉴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乡村治理实践中仍面临着主体作用弱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三治”未能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乡村治理“信息化”滞后的现实困境,要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运用各种措施提升多元主体的共治能力,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统一,提升“智治”水平,以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解决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以法治或德治的治理方式出现,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运动分析了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并提出社会治理过程中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冲突及解决途径.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命题,是基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两大转型即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从现代化的初级治理向复杂的高级治理转变中所蕴含“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转型与完善”和“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两大任务。因传统的体制弊端与现实治理需求多样性,国家治理的部分领域失效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治理的价值、制度与技术的统一”,通过塑造协调的政治制度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民主治理与复合治理的基本要求,从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和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德法合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塑

从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典型的国家治理路径:德治中心主义与法治中心主义.古代中国是德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的西方是法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与目标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德性所在.法治中心主义、德治中心主义都不是完美的治理方式,德法合治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为妥当的路径.     

当代中国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

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是“以德治教”和“以德治校”在大学治理中的具体体现.道德诉求作为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成为建立道德型大学的必然要求.当前,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就在于建立道德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以道德约束大学官员权力、强化大学官员的官德建设,建立公平正义的治理秩序和制度安排,以保障和扩大普通教职员工权利.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扫黑除恶的当代价值

扫黑除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治理的“体系化”与“现代化”上。厘清“扫黑除恶”与“四个伟大”“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关系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和理论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制度建设视角的“时代新人”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无论是从制度与人的一般关系出发,还是从社会主义性质和治理的运行方式来看,人始终都是连接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时代新人”培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围绕制度建设对“时代新人”提出了明确的角色要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者、执行者和建设者的高度统一.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时代新人”,应坚持“时代新人”外延界定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坚持“时代新人”培育标准的统一性和层次性,坚持“时代新人”培育途径的多样性和协同性.     

以德治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源于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扬弃,是指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管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实现阶级利益的活动,其实质是统治阶级运用公共权力调控社会群体冲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活动。以德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社会治理主体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构建良性伦理秩序。以德治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有必要从以德治国的实现方式、国家治理题中之义和国家治理中的以德治国向度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来源及其理想形态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互融,相互贯通,已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人类对二者互动的认识,远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先声,近察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思潮的涌动,都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外部性与克服这种外部性的理想世界设计而展开。追溯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想形态进行剖析,这种理想形态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全球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效互动是治理互动的主要方式;全球有效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两者互动达至善治的根本保障;全球责任与主权责任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动力源泉;超国家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理想载体和现实诉求。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存在被强势国家异化为一己之利的可能,因而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理念,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