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座制到系科制:欧洲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

讲座制继承了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19世纪德国大学使讲座制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采用了讲座制.由于讲座制使教授的权力过于集中和僵化,不适应大学规模的扩大,20世纪60年代后日渐衰落,逐渐向系科制转变.随之,欧洲大学以教授为重心的管理转向以校、系为重心的相对高效的管理,完成了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     

讲座制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说明

讲座制作为现代大学的学术组织制度曾于19世纪初在西方及世界流行。讲座制并非大学的孤立事物,其与大学学术组织机构———讲座、学术机构活动主体———讲座教授密切相关。由于该事物或该系列概念具有非本土属性,加之我国学界的学者对此尚未进行系统研究,故在教学、研究和管理中常出现理解歧义和使用混乱的现象,如:概念内涵界定不清、产生时间确定不明、对讲座制变相推广等。本文通过跨文化考察,对该组概念之基本内涵做一比较分析,以澄清某些模糊认识。     

试论德国讲座制

本文论述了讲座制由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势。讲座制自20世纪上半叶产生以来,对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讲座制个人化的统治保证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水平。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讲座制越来越显示出它固有的弊端,20世纪60年代后讲座制日渐衰落。     

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

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需要权威的开拓和引领,从中世纪到当代,大学中一直存在以知识占有为前提的教授权威。在中世纪大学中,建基于知识占有基础上的教授权威逐渐形成;这种教授权威在19世纪德国大学讲座制中得到制度化;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的学系中,教授的权力被分化,教授的权威弱化。在当代,如果我们继续承认能力和自由这两组价值观念在学术组织中必须受到重视,那么,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授权威就会继续存在。     

柏林大学讲座制及其启示

发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讲座制,是19世纪大学中一种重要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柏林大学讲座制的确立赋予讲座制现代意义的标志,确立了教授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和近现代大学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新职能,促进了德国大学科研和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对世界上众多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启示和影响。我国高校可借鉴柏林大学讲座制中的合理成分,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职能的关系。     

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

日本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作为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的讲座是烟筒式结构,而且讲座存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周期现象。讲座制在日本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导致教师流动性低,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进入21世纪,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已删除了大学所用的具体学术组织形式的规定,这使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市场有可能缩小,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强国战略和讲座制本身在科学研究和培养精英人才方面的优势又会使讲座制在日本重点国立大学中得到加强。     

西方大学课程教学特色与教学组织形式的历史流变研究

中世纪大学课程教学以古典人文教育为特色,教学组织形式表现为经院读课为主,论辩和师徒制游学为辅,并通过师徒制游学推动学术文化交流。文艺复兴时期课程教学以新式人文科学教育为特色,教学组织形式表现为习明纳的创立、讲座的开设和实验教学的兴起,是西方大学教学由古典人文向科学实用转向的桥梁,为西方大学教学开创了全新范式。20世纪以来,课程世俗化的不断加强,促使西方大学课程彻底完成了由古典人文向崇理尚实的转换,西方大学教学组织形式在启发研究式教学的基础上,衍变为开放式教学和合作式教学为特色,突出表现为多媒体网络教学迅猛发展。     

从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看德国与美国大学的相互影响

讲座制和学系制是西方大学管理结构中的两种典型的基层学术组织模式。形成于19世纪德国大学的讲座制确立了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并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大学对讲座制进行继承和发扬,形成如今的学系制。二战后,美国逐渐代替德国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并反过来对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借鉴和创新是两国大学相互影响和发展的主线。     

讲座制的历史演进及特点

本文以个性鲜明的大学讲座制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讲座制的萌芽、确立和发展与变革的历史,得出讲座制的三个主要特点:讲座制保证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水平;讲座制的权利集中,助长了权利个人化;讲座制具有严格的等级性.     

基层学术组织自治——西方大学自治的实践与中国大学的一个现实命题

大学自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学内部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力重心集中在学院或讲座层面.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中,研究大学自治从外部自治转向内部自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在设计现代大学制度时,应着重考虑激活学院的办学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使学院成为权力重心.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符合按学科办大学的逻辑和我国教育法治精神,还可以提高大学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