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旧诗两种诗

以白话和自由体为标志的汉语现代诗,同以格律为定制,在文学史上被以“近体诗”指称的中国古典诗歌,究竟有没有文学类型学上的同一性,即两者是不是具备同一种文体性能,这是解决新诗创作继承与借鉴问题的关键。如果现代,白话诗与古代格律诗果真在文学体性上一致,也就是两者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新诗的发生与成立有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同时也还是一个历史扩张与自我建构的过程,它在传统/现代、新/旧的二元对立中,排斥其他的诗歌实践,从而开创了新的审美空间.新诗的"新",新在功能的现代转换上,表现在语言、体式上,同时也新在意义和新的美学追求之中,功能的现代转换、诗形(诗体)的变化、阅读程式的不同、新诗对内在主体性的努力等方面都表现出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论新诗与旧诗之区别

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后,其形式问题一直是诗界和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最突出地就是把新诗和旧诗相比较,以便显示出新诗的“新”的特质,甚至是相比于旧诗的“优越性”。     

旧诗存在的两种方式及其对新诗的制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旧诗退出了正统文坛,但是并没有寿终正寝。旧诗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交际工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作为潜在的批评标准和审美心理严重制约着新诗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重视新诗教育,阻碍了新诗的经典化过程,使得新诗的美学特质无法融入民族审美心理。     

康白情的诗歌主张

康白情是早期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着眼于现实,主张＂（新）诗是贵族的＂;提倡＂主情主义＂,在自然活动、社会活动、艺术鉴赏活动中进行情感的培养;提出＂自然音节＂论和＂诗可无韵＂说,追求内在情感的自然律动;推崇诗体解放和创造的新观念,勇于尝试新形式和新方法。其新诗理论既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感,同时还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在中国诗歌界独占一席之地。     

康白情的诗歌主张

康白情是早期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着眼于现实,主张(新)诗是贵族的;提倡主情主义,在自然活动、社会活动、艺术鉴赏活动中进行情感的培养;提出自然音节论和诗可无韵说,追求内在情感的自然律动;推崇诗体解放和创造的新观念,勇于尝试新形式和新方法。其新诗理论既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感,同时还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在中国诗歌界独占一席之地。     

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论早期新诗观念中诗艺和经验的紧张——以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康白情为中心

早期新诗观念中注重诗艺的表现和经验的表达,分别体现在闻一多、梁实秋和俞平伯、康白情身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源于不同的诗歌观念系统,从诗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他们展开探讨有益于理解早期新诗观念的复杂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还有云——浅看当今新诗与旧诗“亲密关系”的断裂与重建

新诗和旧诗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蕴含着不同的魅力。二者曾经在长期的岁月里有着并存和互动竞争的"亲密"关系。当今时代,新诗和旧诗却面临着亲密关系断裂与重建等问题,陷入了一系列困境。新诗和旧诗会走向何方?文章认为至少可以学着保持中国古典文化里对诗的虔诚和信仰,和着时代的节拍谋求诗的新出路。     

论闻一多对新诗及新诗语言的贡献

闻一多提出新诗的"三美"和新诗格律的"三原则"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扭转新诗散文化偏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闻一多的新诗语言源于当时的白话、口语但又经过了诗性规范,提升到了艺术的理想领域,他以自己的新诗创作实践为新诗语言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论新月派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以闻一多、朱湘为例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朱湘在诗歌翻译上颇具有代表性。本文试图从节奏形式、主题开掘、意境营造、叙事方式等诸方面寻出他们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印迹,以此来考察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正是这种翻译活动促使新月派诗人认识到传统诗歌的合理成分,新诗开始了全面的建设。     

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以徐志摩为例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阐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同时分析了徐志摩诗歌浪漫主义特色形成的原因。     

朗费罗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研究

朗费罗作为美国第一个职业诗人,他的诗歌为我国新诗诗人所接受并译介,这是我国当时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同时他本人的诗歌特质和主张也契合我国当时诗歌革命的特点和宗旨。因为他的诗歌平实、淳朴、甜美,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又有人生哲理,这些为我国新诗诗人广为接受并对他们的新诗创作产生了不可抹杀的影响,主要有新诗意识的启蒙、新诗创作技巧的借鉴和新诗题材、形式的模仿。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走向——《低诗歌论·前言》

中国新诗已走过了近百年历史,目前正处于孕育发展期。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本文以为:中国新诗已经走出了一条不断向下发展的路线,中国新诗经历过三次转折与两次偏移,中国新诗的前沿主潮是低诗歌。     

20世纪汉语诗歌的双重想象——对几种新诗选本的定量分析

作为回顾20世纪汉语诗歌的重要手段,诗歌选本力图从诗歌史和诗歌作品两个方面来呈现新诗的面貌,既想通过诗歌思潮和诗歌运动来再现诗歌史并揭示诗歌发展的规律,又希望诗歌选本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对于前者,新诗研究界已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而后者仍有较大的分歧。     

论康白情在新诗史上的地位

康白情是“五四”时期著名诗人,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未得到确认.全面考察康白情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即可见其在新诗理论的建立方面,成就是卓著的;他的新诗创作,在一段时间里,数量是突出的,质量是上乘的,对稍后的新诗作家,也有相当影响.应当恢复康白情在新诗史上弄潮诗人、诗评家、诗论家的地位.     

为新诗坛打边鼓的人——鲁迅与新诗的关系及其启示

对于新诗,鲁迅起初是给予了热情支持的,他不仅亲自实践,而且还在理论上积极呐喊助威,但是他的态度后来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在态度上的转变和他个人的性情、学养有关,但更与他对于新诗日渐深化的认识紧密相连。鲁迅和新诗的关系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典型或曰代表。考察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典型或曰代表的“返古”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于新诗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话语的新诗观--对一种研究范式的探索

本文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考察新诗历史与现象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话语”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本文将新诗本体和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语境。语言为新诗的形态、样式等提供了质地基础，而语境则为这些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开阔的“场域”。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对新诗语境的重视，将有助于消除以往研究中某些关于新诗的似是而非、不证自明的判断或成见，让研究者以求真的态度回到新诗的“起源”。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别一种角度完成对新诗历史的“重述”，而是藉此彰显新诗发展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     

论翻译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在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西方诗歌的翻译成为其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这种翻译既为“新诗”提供了必要的范本,也有效地锻炼了“新诗”的语言形式技巧。从翻译观念的变化、翻译技巧的探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三个方面来论述翻译和早期新诗合法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