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同文馆之创设看西学东渐在中国

从京师同文馆创设角度看西学在中国的进入方式，西学在中国的认同状态，西学在中国的文化土壤，由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并不能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系统地传播。同时也反映了西学东渐在中国要经历相当艰难地过程。     

论中体西用的文化学误区

作为洋务思潮重要内容的“中体西用”论，对近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相辅相成，在文化学上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构成了一种对后世危害很大的西学观，它规定了西学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低层次地位和作用，长久地束缚了国人的文化学视野。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的新探索——读李海云著《新教育中国化运动》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新教育”不是中国社会土生土长的教育，而是外国引进的，从引进之时就伴随着中国化。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在服务于传播福音的大前提下开始译介西学，零星的西方教育开始渗入中国土壤。鸦片战争后，仁人志士希冀于教育来救亡图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西学进人中国敞开了大门，“新教育”开始引进，新教育中国化运动遂拉开帷幕。     

百年船山学的变迁、困境与出路

20世纪对船山的评价呈现为历史的三调：作为民族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王船山。当历史演进到二十一世纪之际，一些船山研究开始了试图回到王船山本身的努力。然而问题是，如何回到王船山本身?或许所谓的“王船山本身”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一问题折射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面临的困境。我们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诠释学处境之中：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哲学与中国化的独特价值，不再用西学的框架肢解和宰割中学，避免将中学西方化；另一方面，西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已经“被抛”在西学面前。可能的出路或许在于：在中国学术与西学达成“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之后的“大视域”——借用王船山的话来说，“合往来古今而成纯”。     

明清时期“西学”与中国学术的交融

“西学东渐”始于17世纪，它掀起中国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潮。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清初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不及前期。从比较中看出，文化融合的先决条件在于对其价值体系的认同。     

晚清“西学中源说”论纲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在晚清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奇妙景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西学中源说”的历史由来、晚清的文化氛围与“西学中源说”、晚清知识分子与“西学中源说”的阐发、“西学中源说”的理性思考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各位读者。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试论洋务学堂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教育也相继问世。由于洋务教育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所以其问世伊始便伴随着“中体”与“西学”之间的矛盾和“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两难选择。“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是以引入“西学”保存“中体”而展开,却以打破“中体”而告终。     

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

“国学”这一名称本指国家的一种高级教育机构．今人所用之“国学”概念,起于清末民初,乃对西学而言,其所指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统称。民初学者提出“国学”和“国故学”,虽包含抗衡西学之意,但其所采之研究模式和方法,却反倒是奉西学为圭臬。当时学者对“国学”和“国故学”这一概念的含混和模糊性颇感不满。     

浅谈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

人教社2003年6月版《中国古代史》（选修）第六章第七节“明清时期的化”中分析了西学东渐的问题。那么，西学为什么能够传人中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有何关系？西学的传人对中国科技发展有何影响？本就此做进一步分析，以帮助同学们正确理解这一问题。     

简论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观

简论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观●张永新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面对着西学的大量涌入，不同的教育思想家都在思索着如何对待西学和中学。在处理西学和中学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中西文化观。中西文化观反映了教育思想家在文化选择时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价...     

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诱因及可能前景

在考察西方“化研究”的基础上，认为90年代国内化研究的兴起，并非是西学影响的结果，而是中国本土社会化化，理论研究发展的逻辑必然。“化诗学”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对中国化研究的富有前景性的理论创建。     

谈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哲学意蕴

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三教合流的融通，没有西学思潮和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无我之境”一说就不可能产生。王国维视“以物观物”为“无我之境”的最大特征，通向“无我之境”的必由之路，那么“无我之境”就必然是充满丰富哲学意蕴的审美范畴。     

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评述

严复的伦理思想深受西学尤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严复认为，中国在近代被动挨打的现实应验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所以中国要想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就必须首先对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和低下的国民素质进行彻底的改造。为此，严复将进化论的自然法则运用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领域，形成了其独特的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为核心，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但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一、在职业教育观念上要“务实”“戒虚”；二、对西学主张“体”“用”兼备；三、主张在中国实行职业技术教育和贫民教育。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试论严复的科学教育观

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与同时期的维新人士相比，他不仅受过西学的训练，而且亲身体认过西方的物质明与制度明。经过一番比较后，严复认定，西方的发达、强盛，出于“格致之胜”(严复笔下，“格致”与“科学”同义)，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大讲西学科学”，进而不遗余力地宣传、推行科学，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首倡。     

外来的思想

说中国人保守，只对一部分人说可以；如果要说整体中国人，那是诬蔑。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向西方寻来的真理。 掰指头算来，中国人“西学”的历史转眼一百多年过去。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论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交锋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东学”的兴起，使得“新学”内部又分化成“西学”与“东学”两种势力。前者主张直接从欧美摄取西洋文明；而后者鼓吹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由日本间接吸收西方文化。虽然双方共同致力于传播启蒙思想，但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与门户之见。清末民初，“西学”大师严复与“东学”巨擘粱启超之间所展开的数次思想交锋，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成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