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簿”与“欠账本”

在王校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本特制的笔记本。一本是大红封面的“功劳簿”，一本是白色封面的“欠账本”。这是怎么回事？翻开“功劳簿”，你就会发现，里面分类详细记录着本校教职工的“功绩”。大到政府部门的表彰，小到帮助学生解决一个小难题，内容涉及教职工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职工做了对学生、对学校、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论大小，王校长都会把它们记在“功劳簿”上。“欠账本”是由教职工本人填写的，主要将个人的缺点、存在的问题等自觉记录上，以待改正。王校长说，学校设置“功劳簿”与“欠账本”已有多年，每学期一归档，…     

朱清时：大学应培养更多“蓝领”

朱清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一位“车胎”校长的“受气”理论

最近，读了“教育在线”网站上《做一个不对下属发火的校长》的帖子及跟帖后，我想到了身边的一位校长。他私下里戏称自己为“皮球”校长、“车胎”校长，多次在教师会上发出“号召”——“有气冲我来，有火朝我发!”     

专论：再论“校长专业化”——校长专业化的现实意义

非专业化校长只能盲目追随教育发展，只有专业化校长才能引领和推动教育发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需要专业化校长。校长的专业化应体现在对学校教育发展的宏观层面，追求的是教育的大智慧和大境界。校长专业化，关键在一个“化”字。“化”是一个质量互变的过程。校长专业化就是指校长内在的知识技能结构不断更新、演进、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即校长在专业精神、专业理念、专业思维、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气质等方面的持续发展过程。就像医生有处方权、教师对学生有教育权一样，校长的专业自主权，意味着校长对学校的事务有决定权。要给校长“松绑”、“放权”，让学校能够自主办学，自主发展；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校长的权力进行监督，促使其依法办学，规范办学，避免其拥权自重，无所顾忌。要使未曾作过校长的人能担任这项工作，使在这个岗位上的校长日有所进，成为优秀的校长以至学校教育专家或教育家，“专业化”的这个“化”就是学习，就是是实践，就是实践后的反思总结，按照陶行知的观点，就是“教学做合一”。     

“吹毛求疵”辩

韩非子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吹毛求疵”成了人们常用的贬义词。针对这种社会认识效果，文章着重评论的是韩非观点中的片面性。作者在了解韩非(《大体》中的“全大体而不求小疵”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指出“全大体”与“求小疵”完全可以结合，对“小疵”“求”而去之，会使“大体”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再论“伤痕”、“反思“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看出,政治话语对主体意识的剥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以及西方文化参照的缺失,都使得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长的一段创作时期内,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社会批判者和反思者,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的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更多地表现为“道德受难者”的形象。     

“蓝领”是个“臭豆腐”?

近些天,又有几百万新生满怀憧憬走进大学校门。而一场关于“大学该不该培养蓝领“的讨论也在校园内外热闹起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近日在某校长论坛上的讲话提出,大学今后     

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中的“科学方法”之辩

受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研究领域包括新文化阵营在内的许多文化派别的共识。只是由于他们各自在文化背景和国学修养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不尽相同,对他们整理国故的过程和绩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他们都力求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正是不同学派学人在对“科学方法”所持的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中,中西学术思想得到了相对完美的结合,从而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整理国故成就卓然。     

怀疑和批判精神：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因素—诺贝尔奖颁浆100周年有感

哲学是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基质，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则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因此，科学与哲学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向前发展，与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要想在科学上赶超西方世界，就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强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熏陶，就必须首先具有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学校管理中的“人情”与“人情味”

某员工是校长的恩师,一次因天下雾,迟到了,办公室主任请示校长是否扣除当月“满勤奖”。校长说：“按制度办。”这让主任很为难,不扣,制度在那儿;扣,是校长恩师,虽然有“按制度办”的“指示”,但校长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只有天知道。主任到底“功力”深厚,找来这位老教师,说,当月满勤奖要扣了,校长有“指示”。这位老教师很愤懑,说,我教了三十多年书就迟到了这么一回,扣几个钱是小事,丢不起这个人。主任明白了,到校长那儿“说情”,     

校长评课“三忌”

在与教师的交流中经常可以发现，许多教师对校长的评课方式十分“感冒”，意见不小，可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许多校长在评课中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没有在意，无形中增加了教师间的“摩擦力”，造成了干群关系的隔阂，影响学校的和谐发展。有鉴于此，我将其中的一些意见进行整理和归纳．以便能引起校长的足够重视．对校长今后的评课有所启示。     

校长要兼课有“道”

眼下对“校长需不需要兼课”可谓是针锋相对,众说纷纭。笔者的观点是：校长需要兼课,因为校长首先是教师,教育教学是校长管理的中心工作。但关键是校长要兼课有“道”,妥善解决好“为何兼课”“兼什么课”和“怎样兼课”的三个实质性问题。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策的探索与新式教育的创立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寻求祖国“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物质接触”“制度借鉴”和“精神交往”三个阶段。但不论是处在哪个阶段上的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发展教育视为祖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并由此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革新，使之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化。     

校长要兼课有“道”

眼下对“校长需不需要兼课”的讨论针锋相对,众说纷纭,我的观点是：校长需要兼课,因为校长首先是教师,教育教学是校长管理的中心工作。关键是校长要兼课有“道”,讲究兼课的策略,妥善解决好”为何兼课”、“兼什么课”和“怎样兼课”三个实质性问题。     

康有为“学与时异”教育观对其政治思想的影响

作为康有为教育理念和政治思想逻辑起点的“学与时异”观,左右了康氏一生的理论建构与政治行为。导致其一生始终坚持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本着“逆乎常纬”的宗旨,不仅对于世无用的经书本给予怀疑和否定,并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向封建专制挑战,从时代政治的角度对传统的经世之学予以新的解释,将西方化与中国传统化做一嫁接,从而建构出一个以“公羊三世说”为核心的政治改良的理论蓝图,一度成为位列中国近代化前沿的政治巨人。但作为今经学的传人,康有为无法彻底超越经世致用的藩篱,其一切政治宣传终究是以儒家化为元点的,反对一切过激行为,以三世说为轨迹,导致其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最终只有回到尊孔与保皇的底线上来,由此而决定了康有为一生只能是兼具维新领袖与尊孔保皇势力代言人的双重身份。     

论黄宾虹的“技”与“道”

由于黄宾虹把“技”提升到“道”的高度,一直令人很难把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艺术才渐渐受到重视。经历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虽受到了挑战但更深入人心了。     

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科学”观——兼与梁启超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处于贫弱中的中国，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文明”重视。但是，在一场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热潮中，却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肯定西方“科学”与“物质”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指出了个体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     

忻东旺与“小人物”精神

“艺术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技艺也必将衰竭。”忻东旺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创作出了大量的“小人物”作品,并且他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来支撑着整个画面的,“小人物”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化悲痛为动力的精神力量。在创作的道路上,忻东旺没有放弃自己,他通过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而他作品里传达出的这种永不放弃的“小人物”精神在当今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文章在对忻东旺绘画作品中“小人物”精神的产生与体现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希望忻东旺绘画中的“小人物”精神能得到延续与发展。     

“好校长”与“好学校”的“对等性”与“动态性”——兼谈中小学校长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

教育部总督学柳斌同志在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成立五周年庆祝会上讲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八五”期间,我市涌现出了一批好校长．办出了一些好学校。进入“九五”以来,通过培训实践,我们对“好校长”与“好学校”又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如下两方面的共识：     

校长从姓“管”到姓“理”

由“管”性校长向“理”性校长转变,关键在于：成为一个伦理型校长,它意味着校长必须善于运用符合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的方式来管理学校。对一个伦理型校长而言,需要具备相应的伦理管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