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和倾听——“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性别审视

从性别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进行解读,可以揭示中国传统性政治权力关系在现代革命叙事的存在和背景原因,并且可以探究文本中强权话语的运用及其革命政治与性政治重合的潜规则。     

革命与恋爱的传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革命救亡的浪潮冲击着女性书写的性别意识,与政治化的革命书写性比,女性的情爱已经变得不值一提。"莎菲"的决绝完成了丁玲跨时代的强力反叛,紧随其后的"革命加恋爱"将个体的解放无可选择地置放于群体解放的浪潮之中。丁玲的革命加恋爱的女性书写表现了女性视角下的生命感受和独特的性别体验,其对当下女性创作仍有一定的影响。     

言说与倾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性别审视

＂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创作在二十世纪的普罗文学中风靡一时,但最后受到了批评家的清算。后来的文学史,对之还多拘囿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定型评定。实质上,它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而存在,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在这个模式中结成牢靠的共谋。二者互相渗透,互相支撑,互相建构,共同支持＂革命加恋爱＂这一象征结构。本文拟从性别角度来审视＂革命加恋爱＂模式,并对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作一些陈述和清理,从中探究该模式的性别意蕴。     

革命＋恋爱下的性别潜流——丁玲革命＋恋爱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革命 恋爱小说中,革命的叙述话语对恋爱的叙述话语构成压制,但表面的压制之下,奔涌着性别潜流,表现在女性性征情欲的鲜明张扬和女性对自己命运的主体把握及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萌发等方面,基于此,即便是革命 恋爱的小说也浓墨重彩着丁玲的性别思考。     

试论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性别意识的淡化

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集中于对女性心理、情感欲望的大胆表现和女性命运的探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时代主流话语的转变，丁玲也不自觉地陷入“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创作的模式中，其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日益突出，性别意识日渐淡化。     

丁玲转型的首次尝试——浅析《韦护》区别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文学独特性

《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她首次将革命者形象纳入作品中,是丁玲从个人主义文学向革命文学开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作品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为故事背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原型,借作品中韦护与丽嘉爱情的不幸,来表现当时的社会中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之间是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在20年代"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兴盛的时代背景下,《韦护》一直以来被赋予"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的内涵,曾一度被定义为"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中的不成功之作。然而,《韦护》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独特性及其思想深度是一般"革命加恋爱"作品中所不具备的,不能够将其简单地纳入"革命加恋爱"范畴中。本文将从《韦护》的文学独特性入手,进一步阐释和解读这部作品。     

文学书写的情感祛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隐身——对二十世纪红色罗曼司的一种理解

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承载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吁求,但在文学话语中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和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却是复杂的。1920-1930年代,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是矛盾共存的,既相互对立又有共振。而1940-1950年代,则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情爱力比多的整理时期;到了1960-197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终于实现了对情爱力比多的彻底驱逐。这说明在本质上,革命意识形态对作为个性主体的情爱力比多是排斥的。当个性载体——情爱力比多被驱逐的时候,知识分子也就同时从革命文本隐身了。     

倾斜的结构——“革命＋恋爱”小说结构分析

“革命 恋爱”是“革命 恋爱”小说的深层结构。革命与恋爱在文本中有两种倾斜,即在篇幅上对恋爱的叙述多于对革命的描绘,在价值取舍上强调革命而忽视恋爱。革命与恋爱表现出三种关系,即矛盾冲突关系、相辅相成关系和平行关系。     

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百花文学”虽历时短暂，却为“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增添了新的元素。百花时代滋养了革命恋爱之花，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革命爱情叙事逻辑，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关于“爱情”与“人性”的禁区，绽放出了别样花朵。     

政治革命的理念

中西方的政治革命的理念具有同构互演的特征。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政治革命的理念历经古希腊至中世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后等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阐述对政治革命理念的认识以及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革命、法西斯式革命等模式。政治革命与政治改良、工业革命、历史循环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和平年代,其理念潜移默化中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致力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念。     

身体与革命——论“革命＋恋爱”小说的身体书写

在“革命＋恋爱”小说中，身体书写为我们理解这一类型小说的丰富内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革命需要身体来进行．身体需要革命来运动，身体与革命是两个互动的因素。身体有着无法被革命话语压抑的言说与诉求。革命叙事不仅对身体进行新的规范，而且生硬得扭转身体的欲望，僭越了身体。     

"革命+恋爱"新探

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以“革命 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曾风行一时,但也遭到了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的严厉苛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无情地打入了“另册”。其实,“革命 恋爱”是有极强的流行潜质的,这不仅因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心路历程,而且“革命 恋爱”作品所流溢出的近乎武侠、言情的通俗文学气息,也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为当时新兴“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重新审视

五四化精神给学注入的个人话语,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青年作家伤口中主要表现为爱情受到压抑和摧残的苦闷,而革命恰恰可以以暴力反抗和宣泄苦闷,于是有了恋爱与革命的结合,产生了“革命加恋爱”的创伤模式,但是由于传统的农民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个人话语在革命的语境中日渐陷入尴尬的境地,乃至被驱逐出学创伤。这种状况对后来的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陶行知的恋爱教育观述要

早在三十年代,陶行知就多次指出,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恋爱,生活教育就要正确引导青年过恋爱生活,受恋爱教育。概括起来,陶行知的恋爱教育观有以下几点: 一、“用革命指挥恋爱”陶行知主张爱情和事业的一致性。他说:“一对新夫妇,双双走向前。要劳苦的蜜甜,要离散的团圆,要反帝,反封建,革命恋爱打成一片”。他号召“用革命指挥恋爱”,批评“恋爱至上主义者”是得了“爱病”的“不前     

大团圆:解放区文艺创作中的"革命+恋爱"

“革命 恋爱”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母题。解放区小说在继承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对“革命 恋爱”的主题进行了符合当下意识形态需求和农民审美心理的转换，并衍化出三种具体的分支形态：“革命”促合“恋爱”、“恋爱”点缀“革命”、“革命 恋爱”的互动。无论何种形态，最终都由叙事过程的内在逻辑导出“大团圆”的结局。     

从恩格斯的视角看当代美国性别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女性逐渐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同的政治偏好,并最终展现为她们独特的政治行动,形成了当今性别政治所关注的“性别差”。对于这一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女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源于恩格斯不仅仅将女性主义看作流于形式的权利呼吁,而是将女性看做一种独特的权力类型和政治资源,并且把女性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视为女性权力的真正来源。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夜》的叙事与诗境

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夜》是其小说创作上的过渡性文本,也是“革命＋恋爱”的另类文本。丁玲在文本中秉承自主意识,同时采取回避绕开和突破超越“红色文艺”的叙事策略,由此在作者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主人公男性革命意识的建构与女性意识的解构中凸显、构成矛盾冲突,形成文本张力的纠结和内在平衡,构成小说精巧的景致和浑融的境界。     

革命叙事模式下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转变

茅盾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书写重构革命理性的秩序,一方面,革命叙述不容许女性的个体感觉和情欲空间的独立存在,这一主题必须与男性话语民族国家话语相互缝合;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导致了国家叙述与个体叙述的渐行渐远。女性形象自身的女性意识逐渐被遮蔽和涂饰,完成这一转变才能成功地指称革命方向,获取自身在革命序列中的身份角色。茅盾的创作从与主流话语的交锋到最终回归社会和时代认可的主流,最终难逃流行的革命叙事模式。     

现代女性作家政治书写的努力与误区--丁玲创作论一题

丁玲的女性书写由个性、情爱转入革命政治无疑是一种历史与艺术的必然,更是女性自我重构的一种努力。但她在政治书写中以“贞贞”方式、“陆萍”方式将自我予以压抑与消解的情境却无疑又是一种令人悲痛欲绝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