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和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的立场、观点和方式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他迫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需要，但又出于某种考虑竭力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有时又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并尽力抑制其发展。这种矛盾性归根结底是由通货膨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所以，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简单批评和否定孔祥熙的理由，相反，它倒提醒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孔祥熙其人以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某些传统学术观点和舆论认识的误区。     

无奈的选择:孔祥熙与抗战时期的增发货币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猛增.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他在借鉴了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不外乎三种:即整饬税收、募集内外债和加发纸币.其中,他对增税与募债较为注重,而认为加发纸币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紊乱财政金融.所以,他在抗战初期主要采取了整顿税收、举借内外债等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所增收入与期望值仍然相差甚远,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在没有其他有效的增收措施的情况下,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不得不采取了他极不愿意采取的方法,即增发货币.     

抗战初期大后方通货膨胀新论

抗战初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程度比较轻微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增发货币,未使得大后方市场流通货币量急剧增加;这一时期信贷的扩张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没有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粮食价格平稳,稳定了大后方物价的总体水平,也使得法币较受民众信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尚未确立以通货膨胀政策作为解决战时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     

陈独秀的抗战思想

陈独秀一贯主张抗日救国。但在如何抗日等具体问题上，以1937年8月为界，陈独秀抗战思想前后有很大变化。前期，陈独秀强烈谴责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与不抵抗政策，极力主张反蒋抗日。后期，陈独秀的抗战思想更加系统、完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从原来反蒋抗日转变为全力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其间虽然有些悲观论调，但总的格调比较高昂，影响很大。     

傅斯年揭露美公债舞弊案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曾连续轰击国民党权贵孔祥熙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行为。1944年。他获悉孔祥熙等人利用发行美金公债的机会进行舞弊，大发国难财，积极收集证据，在国民参政会上进行揭发、检举。社会舆论轰动一时，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孔祥熙多方袒护，但由于证据确凿，众怒难犯，最后免去了孔祥熙本兼各职。傅斯年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孔祥熙赶下了台。     

1938年孔祥熙和宇垣一成的秘密“和谈”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名义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进行的秘密“和谈” ,是为交战双方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的 ,反映了日本的政战两略侵华政策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两面性。     

孔祥熙消费思想评析

孔祥熙消费思想的基本内核既和中国古代"黜奢崇俭"的消费信条一脉相承,又具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新颖之处,并和其个人的奢侈生活相矛盾.但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考量,身为统治者的孔祥熙既倡导节约,又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这反映了以等级作为消费标准的社会思想和惯例的普适性.不可思议的是,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抗战时期,身为统治者的孔祥熙只要求广大民众节约消费,自己却仍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不能苦民所苦地节制个人的消费,又这必然使他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孔祥熙理财思想再探--试析孔祥熙对"量入为出"的否定

孔祥熙对“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其理论依据实质上就是与之相反的另一项理财原则“量出为入”。孔祥熙否定“量入为出”,既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渊源,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掣肘。而他否定“量入为出”的后果,则是导致了经常性的赤字财政政策的出台和复杂的历史效应。     

孔祥熙和西安事变

蒋夫人在论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功劳时曾说是“端纳首先打下基础，子文到来垒墙，夫人再来盖屋顶”，对孔祥熙只字未提，这是不公正的。西安事变中，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他努力稳定金融秩序，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安定的后方；他始终主张和平救蒋，抑制讨伐，并筹划了一个周密的“智取”方案，成为宋氏兄妹在西安和谈的坚实后盾。不可否认：若没有孔祥熙在南京的不懈努力，宋氏兄妹只能营造一座“空中楼阁”。     

孔祥熙理财思想初探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孔祥熙理财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理财方针;二是战时财政理论;三是其他一些理财言论.在综合考察孔祥熙理财思想的基础上,概括了它的五大特征一是以中国传统理财思想和西方近现代财政思想为理论来源;二是具有干涉主义特征;三是含有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因素;四是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五是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诉求.     

Fighting for social democracy: R.H. Tawney and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R.H. Tawney (1880–1962), a leading English economic historian and prominent socialist, was vigorously involved in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 Tawney, the war was a war for social democracy. His ideals of social democracy formed a basis for his case for Public (independent) School reform and free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Despite th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wney’s ideals and his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issues has not been addressed fully by historians and thus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a proper explanation for his often criticised sympathy for the public schools and his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 multilateral school. Hence,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the link between them in greater depth. It concludes that, according to Tawney’s ideals of social democracy, the aboli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was not necessar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educational system. Moreover, Tawney did not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tripartite system proposed by the Norwood Report of 1943 since it was not against his ideal of equality as long as different secondary schools were equal in quality and status. Equality, he believed, must be advanced through the raising of the school leaving age to 16 and the abolition of fees in all secondary schools. Thus, he laid more emphasis on the school leaving age and tuition fees than on the multilateral school. In brief, on various issues pertaining to secondary education, Tawney’s opinions and actions were deeply grounded in his distinctive ideals of social democracy.     

新中国60年劳伦斯学术史简论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80年代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小说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现代主义小说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研究缺乏自主性,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这是值得反思的.     

山西抗战的发展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山西抗日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和重大作用。抗战初期,山西抗日战略支点的形成,开创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抗战中期,山西战场的发展和扩大,对坚持全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坚强堡垒;抗战后期,山西战场主动出击,实施反攻,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同时,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具有先导和典范意义。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省际贸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爆发后,面临日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封锁,严重依赖海口贸易的福建被迫转以省际贸易为主。为此,福建省政府积极改善交通条件以促进省际联运,并设立省际贸易统制机构,成立金融合作机制,采取优惠政策等,以促进与相邻的广东、江西、浙江等省的省际贸易,不仅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本省物产的外销,使政府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坚持抗战,而且刺激了民众生产的积极性,调剂了省内的物资供应,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物价上涨,同时还促进了各省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     

试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但美国当局最终选择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结果,错误的前提导致错误的结果。美国对华政策最终失败。     

简析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将政治失败归咎于新旧制度的脱序与“政党政治”的失败。其错之一，他掩盖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其错之二，在为其政治失败寻找“理论”根据；其错之三，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开脱。蒋认为失败的经济原因是“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行政院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而实际上是蒋采取了错误的财经政策，及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蒋认为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军队纪纲败坏；官兵对立、军民关系恶劣；没有奉行三民主义；战略的错误；军队的腐败堕落。他没有明战争性质与人心向背及战争政策与错误指导。蒋认为外交失败是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共的扶植及美国对苏俄中共的妥协政策。他背弃国家民族利益的依赖主义外交路线是根本原因。     

卫立煌在滇西的爱国主义文化遗产

卫立煌记述滇西抗战史实的长诗《颂凯旋.悼国殇》,为腾冲抗日将领家人撰书的悼词,为《滇西抗战实录》提写的落款书名,为腾冲国殇墓园撰写追悼烈士的挽联,是他遗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抗日书法艺术作品。卫立煌主持、指挥修建了司令长官部建筑群,支持修建了腾冲、龙陵国殇墓园等纪念英烈建筑群,还在远征军隆阳驻地光尊寺建筑群开办了远征中学。这些建筑群,成为了滇西抗战和爱国主义文化遗产。     

劳伦斯诗歌中的意象

D.H.劳伦斯的诗歌中不仅善于创造意象,而且他还写了一些意象诗。在意象诗的创作中,他遵循了意象诗的原则。通过对他的几首诗的解读不难发现,劳伦斯创造的意象对读者有强烈的吁请,使读者在品诗中渗入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情感经验,与诗人一道参与诗的创造,从而领略诗的美妙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