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汉宋学术对戴震治经的影响

戴震集清代前期学术诸家之大成,不仅有淹博的经学素养,识断精审,不泥于古人成说、汉唐旧注,从经文原典求索圣人文意,而且,他治学能够博涉经史百家之学,兼采汉学训诂、宋学义理,并融汇训诂、义理于一体,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本文通过类比、综合的论证方法,阐述了汉宋学术在戴震治学生涯中的影响。     

“道问学”的认知精神:乘舆者,抑或舆隶——余英时清代学术史观的几点疑问

余英时在清代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内在理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思想,但这一思想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被过分强调了,虽有所见,然亦有所失。余英时在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处理"尊德性"与"义理之学"、"道问学"与"考据之学"的复杂关系时,纠结缴绕,《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价值诉求亦未能达成。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戴震哲学思想渊源的再探讨

传统的戴震思想"分期说"将戴震划归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即"考据学家戴东原"与"思想家戴东原",人为地割断了戴震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使得历来对戴震哲学思想渊源的探讨具有片面性。戴震少年便志于闻道,其前期对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的考据只是其求道的手段。从戴震一生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他所致力研究的六经、孔孟才是其哲学思想的渊源。戴震哲学是对原始儒学关心民瘼思想的回归。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汉宋兼重——论戴震易学思想

戴震的易学恩想在考据与义理方面都有建树,体现了汉宋兼重的风格。他运用 18世纪流行的考据方法对周易的体例、“分’字的含义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精深的考证;同时,易学思想叉构成了戴震哲学的基石,戴震依据易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其欲、情、知三分的人性结构,并且在对宋明道学家易学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县晕与。人论一系列思想．     

戴震思想“分期说”评议

对戴震思想的“分期”研究由来已久,这一研究模式致力于戴震的早期与晚期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但其结果却形成了“考据学家戴震”与“义理学者戴震”两个难以兼容的形象,为我们理解其学问主旨造成了困难。“分期说”的主要缺陷是立论前提与论据使用的不当。唯有摆脱“分期说”,依照“通经以明道”这一贯穿戴震一生的学问路径,我们才能对戴震形成前后一贯的理解。     

戴震“诗”学思想和“礼”学思想初探

“诗”学和“礼”学是戴震经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戴震在“诗”学考证中折射出了非常宝贵的文学思想,有些思想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戴震一生于“礼”学用力良多,他开创的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的方法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大学课程设置的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教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清末大学课程设置。文章主要是分析“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主要是指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灭亡这段历史时期)大学课程设置的影响。     

清末科举制度残余略论

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仍然保留科举制度的残余形态,实行生员考优拔贡与举贡考职,并在新学堂学生和留学生中进行考试,依据考试成绩,奖其功名,授以官职。这对清末民初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存在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     

由“文”到“语”——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之演变

从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为标志,现代学制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从无到有;从清末注重"文"逐渐发展为到民国中后期强调"语"。"文"指"英文";而"语"则指"英语"。"英文"侧重的是文字,即语言学习四项基本技能中的"读"和"写";而"英语"侧重的是其中的"听"和"说"。在清末到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中,这一变化尤其明显。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公民教育及其启示

中国的公民教育发轫于清末民初。无论是公民教育理念的引入,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还是公民教育的实践探索,都受到那个时代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和启蒙维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诉求也从总体上强化了公民教育的政治性维度,而公民教育本应具有的文化维度、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则相对弱化。面对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的时代状况,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及遭遇到的困境的反思,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探索中国式公民教育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绅士与地方——以河南士绅王锡彤为个案的透视

河南绅士王锡彤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政务，捍卫地方利益等活动，成为具有一定趋新色彩的“学商”、“绅商”或“职商”，加快了中国内地绅士阶层的近代性转型，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化。其难以割舍的传统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对河南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制约。     

近百年清代骈文研究综述

清代是骈文发展史上的繁荣时代，近百年对于清代骈文研究主要是在民国时期和1980年以后。主要研究方面有：对典型的骈文作家作品风格流派的描绘；对以骈散融合为主的骈文理论的剖析；对清代骈文的整体评价及其发展阶段的分期；对清代骈文繁荣的学术、历史及文学自身发展趋势等原因的分析。由于文体自身的特点和政治历史等原因，清代骈文研究整体上比较薄弱。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和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许宝蘅清末任职军机处、承宣厅,民国初年又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期活动于政治中枢,对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室让位、民初获取大总统职位的活动均有记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许氏身为幕职人员,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因而很受袁世凯的信任。民初官场黑暗,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与"项城旧人"的特殊身份有关。日记中对袁氏活动的零星记载,除了披露内幕和细节,也可对今人了解鼎革之际政治演化过程有新的启示。     

厘金制度的兴废

实行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的厘金制,开创了对流通中商品进行征税的先例,曾在清末民初的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但终因官吏中饱私囊,政府横征暴敛等弊端,而被废除.     

民国三代教育家及其历史使命

根据时间顺序和对教育作用和影响的不同,民国教育家可以大体分为三代:清末民初时期,第一代教育家开拓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起步起到思想先导作用;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二代教育家承袭上一代教育家的路线并拓宽了具体的教育领域,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层面进行了创造和突破;30年代左右,随着教育学科的不断完善,第三代门类教育家出现并活跃,他们成为了我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泰斗和权威。三代教育家的教育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一,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罗瘿公生卒日期考

清末民初岭南名士罗瘿公的诗词、京剧剧本、史料掌故著作及交游活动均有重要研究价值,然现存诸家著述对罗瘿公的生卒年记载多有讹误,不利于进行上述研究。借助罗瘿公的诗歌作品及其友人的诗文,可考证出罗瘿公生于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