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

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中国史”概念,此后直到去世前都特别重视《中国通史》的写作,并设计框架,进行了阶段性写作.由于《中国通史》工程浩大,梁启超实践了一条会通“专史”以成“通史”的写作路数.在专史中,又特别钟情“中国文化史”.梁氏意在通过史学写作来激励民志,为中国在世界史上争取地位.     

我们如何编写《无脊椎动物学》

《无脊椎动物学》是一部“保留教材”,198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修订本再版。翌年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重印,本书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赞许和鼓励。有关方面要我写一点经验体会,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和鞭策。     

例谈专史教学思路的确立

在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部分教师感觉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紧,无法按时完成教学任务。笔者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师依然沿用通史教学的方式来处理教材内容,没有领会和把握专史教学的特点和方法。要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必须认真落实历史新课程理念,确立专史教学思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重印说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于196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2年人民出版社曾予重印。现在应读者要求,略加修订再印一次,算是第三次印刷了。任何人写书,都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他的书都会有时代的烙印。我们的书也不例外。这卷书出版于1960年,正当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因此彭德怀的名字没有出现。为了尊重历     

《通志》的体例和断限

《通志》二百卷,是南宋史学家郑樵编著的史学名著,习惯上人们把《通志》与《通典》、《文献通考》并举,称为“三通”。究其实,《通志》是纪传体的通史;《通典》和《文献通考》是典制体的专史。“三通”并举的原因,固然是三书书名近似,都带“通”字;但主要是《通志》一书虽然包括“纪”、     

《台湾通史》百年记忆

连横著《台湾通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历史的学术著作,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部以通史体例撰修的史书,自1920—1921年在台北初版发行,至今100年。在100年间,《台湾通史》从初版、再版,到多次重印、影印,共有30种版本在海峡两岸广为流传。时人及后学者,为留存纪念,或为介绍、评论及引申性说明,而为《台湾通史》所作之题字、序跋文和附录等,亦随着各种版本之流传,增删更易,留下深深的历史烙印。社会各界对《台湾通史》的关注、研究,以及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更是永续不断,影响所及既深且远,反映两岸同胞对《台湾通史》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高度认同。《台湾通史》100年的出版与流传,承载两岸同胞共同记忆,如同一面镜子,照鉴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结束,更蕴含两岸中国人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粗议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兼与张良皋同志商榷

周汝昌同志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于1976年4月出版,著者在他的重版后记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我的任务,原系旧书重印”,“重印它主要是给红楼梦研究者提出一种供批评参考用的历史陈迹”,“另一方面又因既然已无旧纸型可以利用,就想乘重版之便,把后来发现的有关史料加进去,希望它还能有一点用处”,“说是修改,其实也只是字句枝节上的变动”,“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有时我加了按语,记下个人的理解和看法,……我想读者……还是愿意看见带     

成长不烦恼

“唉,这漫漫寒假怎么过呀?”无聊的我托着下巴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对了!不如我也来赶回时髦———做编辑,自费出版一本新书吧!我要把我这一学期的酸甜苦辣都编进这本书里。”说干就干,我连忙从抽屈里找来一叠白纸开始了“编辑”工作。首先是做一个精美的封面,给这本书起一个什么名字呢?对了,就叫《成长不烦恼》吧!希望我的童年生活都是在快乐中度过,希望我的成长过程中永远没有烦恼。于是我用水彩笔在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上“成长不烦恼”五个美术字。哟!真没有想到,我的美术字写得还算OK。可再看看,总觉得还缺少什么,于是,我又在书名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第四卷重印说明

第三卷重印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于一九六一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重印一次。现应读者要求,略加修订重印,算是第三次印刷了。这次重印时的修订,是小改,不是大改。不过虽是小改,还是把多年来收到的读者来信和从各方面征求到的意见,都认真考虑过的。凡是史实确有错误,立论确属不要的地方,只要小改就能解决问题的,都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了。有的意见虽然很好,但必须大改,甚至必     

给别人一个台阶

小徐发现自己遗失多时的一本《余秋雨散文选》,竞出现在小高的课桌肚里。他冷静地一想,便面带笑容地对小高说:“哈,你借我的那本《余秋雨散文选》该还我了吧!”小高愣了一下,很快红着睑说:“要还,要还!”且不说小高是否真偷了那本书,但至少是不告而取。而小徐并没有冒冒失失地指责小高“偷书”,     

“原生态”方法论在教学和写史上的意义——展现中国近代词史的“空间多样性”

近代,是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己的时代,近代词历史性地成为了这个时代心灵表现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代表性文体,向来被誉为中国词史的“中兴期”和“高潮期”,与宋词前后辉映,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中国近代词史的专史或教程来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笔者有鉴于此,积极思考并着手写作《中国近代词史》,又配合管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复合体系”在中文系高年级开设“中国近代词史”课程,同时,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学史方法论”、“重写文学史”的研究和讨论的不断深入,笔者将最新研究成果积极引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教学和写作,大大改进了学生对于近代词史乃至文学史的体认,取得了可喜的实效,其中,“文学史原生态”的方法论对于“中国近代词史”的教学和写作的意义显得尤其重要.     

2004《新作文·高中版》年度大盘点·热读调查表

2004年,我们还有多少心愿未了?是那一篇篇还未编完的优秀稿件?是那一个个意犹未尽的点评或是留言?还是……对了,还有你们,无数心系《新作文》的真心读者! 2004,我们一起走过,欢歌笑语,轻舞飞扬。是你们,见证了《新作文》的成长;是你们,参与了《新作文》的建设。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你们表达崇高的敬意,我们真诚希望这种“纸面的颁奖仪式”能够带给你们阅读《新作文》之外的更大的快乐!     

我编《杨绛作品集》

一九九一年秋,从友人栾贵明先生处得知杨绛先生在重新校定她的《干校六书》和《将饮茶》,我们萌发了由我们重印这两本散文集校定本的念头。经联系,我和总编辑登门与杨绛先生面商。杨绛先生很怀疑这两本书是否还有销路,担心我们再出校定本会赔钱。我们一再说明根据我们的预测保本没有问题,杨绛先生便答应我们试试看。谁料我们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出版了《干校六书》和《将饮茶》的校定本后,一时竟供不应求,初版一万册不到两个月便告罄,四月份不得不再印三万册。 由此次出书起始,我成了杨绛先生家里的常客。每次去,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都是热情相待,     

值得一读的共和国史新著——评《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过去十年 ,当代中国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陆续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学史及有关社会发展的专史或断代史著作。另外 ,还有不少综合性、纪事性或专题性的多卷本共和国通鉴、史记、实录等出版。但相对来说 ,比较严整意义上的通史类著作却少了一些。近得庞松主编的《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3月出版 ,以下简称《简明国史》) ,可以说是在共和国通史编著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能够反映当前国史研究水平并有相当份量的一部新著。这本书的几位作者 ,积多年相关研究的心得 ,采史家众说的新近成果 ,系统…     

张跃发、刘养洁副教授合著的《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一书出版

我校历史系副教授张跃发和地理系副教授刘养洁合著的《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已由时事出版社于1999年5月出版,全书共35万余字。著者在高校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20年,深知苏联科学院多卷本《世界通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我国教材的影响。本书把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重点放在欧美民族国家的成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上面。对近代史的开端、民族国家与近代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拿破仑战争性质、林肯总统与废奴运动的关系、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等问题都作了新的探索。针对国内通史教材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偏重于罗列各国工农业产…     

用童心读《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当我手捧着这本书时,仿佛一个小女孩在我耳边低语：“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一句一个祖父的呼喊,多少年来,她深深地把祖父怀念。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童年的生活中,去感受她与祖父一起生活的那段幸福、快乐的美好时光吧!     

世界通史影印版新序

世界通史共三册,于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虽也重印过几次,但没有作过什么修订。这次仍不加修订影印出来,特作如下的简单说明。本书第一次印行时,在弁言里提出了几个意见:一曰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应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应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二曰欧洲并非世界通史的中心所在,故书中叙述应力求平衡,希望不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曰世界史发展的阶段,不能因不易明白,就给以否认,故书中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可以指明的,应随时指明。四曰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故书中的篇、章、节、目,都要从具体的事情中概括出来,而不能离开具体事情作抽象概括。     

蒙古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评《蒙古民族通史》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共五卷二百万言，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这部著作凝聚了国内蒙古史学界数十位专家近二十年的心血，广泛吸收了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本书出版后，引起蒙古史学界较大反响。许多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评介。本刊遴选其中六篇对《通史》及各卷分别作出概要介绍。     

动态的、立体的明代蒙古史——读《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将由我校出版社在“八五”期间陆续出版。该通史最早问世的是第三卷明代蒙古史,已于1991年5月出版。本卷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永年教授。《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以下简称《通史》第三卷)共七章21节,计299千字,上起1368年北元始建,下讫1635年蒙古大汗林丹汗子额哲降附后金,记明代蒙古276年史事。按《蒙古民族通史》的总体构思,林丹汗时期的史事移第四卷叙述。作为出版社方面代表,在与《通史》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