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文人与文学——以汉魏之际的创作观念为中心

建安时代是“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创作者是当时“文人”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全新理解,包括以辞赋的审美性彰显非功利的文学个性、在五言诗创作中借鉴辞赋的字斟句酌以加强描写的审美意义以及抒情小赋的诗化趋势等时代经验。而书信中流露出的时代剧变中“文人”何以自处的复杂心态更是对汉魏之际历史变迁的生动折射。重温建安“文人”的书信创作不仅是深刻理解当时文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途径,对于重估“文学”自觉于魏晋这一经典文学史命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重构历史文化魅力的“盐道”

《盐道》是李春平最新创作的一部力求全方位展示巴山盐道历史文化的小说,他突破了以往对城市和官场的书写,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写作方向.我们可以发现,小说在叙事方式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和风俗的书写等方面都有着精彩的展示.这部小说在历史与文学写作的交织中,建立了一种清新明丽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一批“良”“善”的人物形象,再辅以独特的地域风俗和巫文化描写,探索出了一条用文学写作发展地方文化的全新道路.     

生命的感悟--论魏晋文人忧生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之由的理论探讨

汉末以来，由于社会离乱，仕途暗淡，文人开始关注于个体生命，因感人生短促而产生深重的生命忧患意识。因此，他们在诗文创作中大唱生命哀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忧生心态和创作思潮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创作之由的理性思考，他们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作家个体生命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文学创作缘于作家对生命的珍重。在他们的眼中，文学创作是作家延续个体生命的一种方式，故谓“不朽之盛事”。     

论浩然《金光大道》的“积极分子”写作

浩然是“文革”时期独步文坛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特殊时期的佼佼者,与他的积极分子创作动机、他对真实的特殊理解有密切关系。在“文革”中,浩然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严格限制下,在《金光大道》等作品中建立了一套准确、精致的政治修辞。现在,浩然早已淡出了文学舞台,但他所塑造的积极分子及其思想方式、修辞方式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和我们的潜意识中。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竞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竞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竞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乡村小说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乡村小说的创作触角伸向文学的“高风险地带”。作家们对县乡村基层权力掌控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刻画,描述了他们博弈于权力场的种种形态,并且,他们秉承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在权力书写中完成了创作的突破,从而探索出一条乡村文学的发展方向。     

“新散文”视野下江子散文创作中的人文关怀书写

著名散文家江子近年来创作的《青花帝国》《去林芝看桃花》《回乡记》等散文集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关怀书写值得关注。江子散文中人文关怀的书写主要有三个层面：在自然风物中贴近旷野,在历史中楔入生命的密码,以及在现实的撕扯下寻找平衡。但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散文的人文精神的表达方式,江子融合“新散文”特质,呈现出对传统散文文体的突破、虚构与非虚构的交融、符号化的个性表达等独特之处。究其动因,在于江子以“出走”的方式因循文学与旷野的关系,最终“回归”至文人的悲悯与责任。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雏、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对书法创作中“有意于佳”与“无意于佳”的思考

“有意于佳”是书法创作的基本方式，“无意于佳”是书法创作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在书法创作上两种方式缺一不可，两者无法分开，没有“有意于佳”，书法创作无规律可循，没有“无意于佳”无法涵盖另书法这门特殊艺术的哲学内涵。     

作为方法的“家庭伦理”——谈2021年度短篇小说的持续突围

将“家庭伦理”作为方法去考察2021年度的短篇小说,可以更深入地讨论中国家庭秩序的变迁对整体社会结构尤其是时代情感结构的影响。在短篇小说的创作肌理中,作家对于家庭伦理关系浓墨重彩的书写,不仅是对一种叙事策略与手段的呈现,更是他们凭借创作而介入现实的一条“抗争”或“寻觅”之路。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建安文人一改此前文人对待文学和文人的态度,在文学活动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独立自主权,又具有明显的视己为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并把当代文才非凡、具有一定文学实绩的文人,皆冠之以“文人”、“作者”等称号。这不仅是“文的自觉”在文人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上的彰显,而且是“人的觉醒”在文人文学活动和文人自身文学价值上的体现,是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德士和浪子的抗争——论元曲作家的复杂心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是一部动态的发展史．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着自己的特征。生活在其间的文人儒客们受纷繁世界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作家的生活遭路、生活实践决定着他们创作的风貌和成就的高低，元代文人的生活道路与以往各代文人大相径庭，构成了元代文学总体风貌的独特性，俗称“唐诗、来词、元曲”，元曲主要包括散曲和杂剧两大部分。     

揭开“他者”的面纱之后——浅析美国华裔创作的文化心态

只有揭开自身“他者”的面纱,华裔作家才能打破沉默．实现他们在异域扎根的愿望。然而从创作伊始．美国华裔作家对自身“他者”的刻画和描写就遭到了一些文人的质疑,被认为是一种与“东方主义”的潜在合谋。为了弄清这一点,严谨的学者必须越过他们特殊的文化身份,探究其身份背后复杂的创作文化心态．进而将华裔文化研究不断推向纵深。     

痛苦：生命的最高颜色——中国现代作家苦闷期创作与文学的“治疗”作用

中国现代作家由于特殊的时代变迁,都有过相当的“苦闷期”,他们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创作都起到了“以文学对抗精神疾患”的作用,以“一斑窥全豹”,本文主要以鲁迅为例,分析他在苦闷期的创作、审美心态以及由于文学的“治疗”最终达到了对现实的精神超越,显出鲁迅生命哲学的丰富内涵。     

作为文化战略的“主旋律”

“主旋律”是国家试图建立“文化主导权”的文化战略工程。借助体制优势。“主旋律”文化变换战略与战术．使用更具弹性和富于活力的方式,表达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主旋律”战略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采取了不同于此前意识形态战略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主旋律”文学（小说）在这一宏大工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创作、传播、评奖、改编等生产与流通过程具有多种复杂情形。     

从晚清到二十年代旧派文人上海书写的变异

晚清民初旧派文学中的“上海”是盘踞着农业文明和传统消费方式的城市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上海”书写,从晚清民初文学中对政治共同体的想像和农业文明的眷恋中挣脱出来,逐渐消解其政治性内涵,构建了一种以消费主义和新思潮为特点的更实录、多元、复杂的都市特性,创造了书写上海的新范式。     

"开明的保守派"——"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

晚清文坛上最为活跃、最有创作实绩的是被称为“谴责小说”的一批职业文人的创作。他们之从事小说创作自然有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的启发、影响的一面，但是他们并非是政治家所期许的那种专心于以小说为工具来教化民众的“启蒙者”。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们属于一种“开明的保守派”，“开明”表现为他们都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保守”则主要体现为以“传统”批判“时代”。     

古代文人与山的情结析探

古代文人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文人为文，也须从大千世界汲取创作的养分，但其性格、兴趣、追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往往构成他们创作的内在动因。几千年来，由于自身、政治、文化、社会等种种原因，文人与山结下了深厚的情结。     

论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

作家是文人,是文人中最擅长书写的群体,其中兼通书法的作家文人则将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本文对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初步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即不仅是为了"社会人生",而且是在书写"自我人生";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即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将文学与书法或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第三文本"的杰出书写者,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从书写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贴近现代文化、文学大家及书法名家的茅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