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 是７０ 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早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 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的影响, 是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发展的新形式。８０ 年代后, 传播研究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 以及西方文化的实际传播效果,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产生了热烈的争论, 推动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９０ 年代以来, 有关“全球化”与传播霸权的讨论, 使早期“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宏观性的批判研究取向, 再度引起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考量, 也已超越媒介与大众传播的领域, 是世界各国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挑战,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探寻２１ 世纪的国际战略和竞争决策的重要依据。     

媒介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伴随着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时代的到来,跨文化传播的“媒介”或载体也在不断丰富、不断出新。在信息化传播时代,文化传播的“媒介”主要为现代传媒如电影、电视、网络、报刊等,视觉传播是最直接的手段。因此,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在媒介的选择上,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视觉形象意识。毕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语对于西方人来说又比较难学,运用传统的文字手段向外输出中国文化,效果是肯定大打折扣的。正像许多现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香港电影武打明星李小龙身上开始的,而不是从学习《论语》、阅读翻译的中国文学名著入手的。     

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

<正>【学者简介】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数字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一般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等。出版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媒介文化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等多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主流媒体的文化传播策略分析——以央视丝路题材纪录片为例

主流媒体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媒介宣传作用,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其相关的纪录片在传递“一带一路”文化价值理念、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诠释和塑造中国形象、发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央视丝绸之路纪录片为例,分析了主流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题选择、内容设置、叙事表达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的显著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媒介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效果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早期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等制度语境下进行研究;至上个世纪90年代,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文化的话语分析“媒介帝国主义”,他否定了现代     

地方媒体助力高质量“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策略探析

我国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地方媒体发挥身份优势,与多方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的“大合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地方媒体应优化民间共情叙事、整合全路媒介资源、建立安全长效机制、激活国际传播话语,做好“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排头兵、炊事员和排雷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浅谈电视媒介“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和谐互动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朝着与对立相反的方面转化。“雅”、“俗”文化也一样,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对立后,随着电视媒介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开始呈现出“雅文化”和“俗文化”相对统一的局面。当然,有些人还在乐此不疲地将二者放置于对立面,还有不少人对电视媒介中“俗文化”的传播提出种种质疑和责难。但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细致地、负责任地进行探讨,电视媒介传播完全能走出一条“雅”、“俗”文化彼此兼容、和谐互动的道路。     

媒介融合时代传媒管制问题的思考——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分析

在媒介融合时代,公共利益原则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电子信息传播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它体现着“公平”与“效率”两大价值的追求、协调与平衡,其核心是“公平”价值追求中公众的表达自由、知情权、媒介接近权的普遍实现.西方国家广播电视法的“公共利益”原则与中国传媒管控中的“两为”方针差异较大.由于中西传媒所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根本差异,因此,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媒介融合挑战,在管制中要应对的问题也就不同.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共党史文化海外传播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加速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往来,也为我国党史文化的海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本文在“一带一路”的视域下,重点分析中共党史文化海外传播的当代价值和三种有效路径：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党史文化海外交流机制;加速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海外传播的信息质量;加速新媒体资源创新,提升海外传播实效性。     

“一带一路”对外汉语传播的创新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世界各方通过了联合公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了270多项成果,主要涉及政治、经济、企业、投融资、文化、媒体等各个领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沟通的主要工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语言对于促进沿线国家之间文化上的相互认知和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100多家孔子学院和1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已建立,让更多人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中国,但是缺乏对“一带一路”汉语传播的整体规划和完善设计.我们需要思考“一带一路”汉语传播的现状,创新探索“一带一路”对外汉语传播的模式,更好地提升“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纪录片《与丝路打交道的人》：小切口洞见大时代精神

<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赋予了新的使命,带来了新的发展与传播机遇。人物纪实纪录片《与丝路打交道的人》是一部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芒果TV投资、拍摄、制作和播出的关于丝路文化的优秀纪录片作品。这部作品共有10集,在“一带一路”的宏阔时代背景下,它将目光转向连接东西方历史和当代的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并进一步聚焦丝路考古背后一个个普通的坚守者和奋斗者,     

视觉文化时代的媒介特征

本文从文化传媒的观察视角,对西方备受关注的视觉文化时代下的媒介特征进行了一些总结和探讨文章认为,视觉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新形态,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影像“而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正是影像的主要缔造者和传播者。因此,在视觉文化时代,媒介在传播理念、传播体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上都表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文章着重从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转文化”创新路径

以西方文明模式“化全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已经无法为“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实践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解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急需切换至“转文化”传播这一新维度进行考量。本文从四个层面提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转文化”创新路径：兼顾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文化杂糅、创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迷因产品、增强基于日常生活的软性议题挖掘、重视非国家叙事的复调式传播。     

西方传播研究的点滴勾沉

本文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复旦大学2003年世纪之星的计划项目之一)的总序,精练地比较了以自由高于平等的美国实证学派和以平等高于自由的欧洲批判学派的殊异,勾勒了西方传播研究最有建树的两个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卓越观点与研究路径。同时,文章简介了回应新近国际传播研究思潮的“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的五本论著,强调了西方学者将新闻传播体系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本过程中的一部分,把媒介置于由上述成分产生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架构之中,坚持传播与社会相互建构的重要论点。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说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传播即文化”.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一个想说而未点破的命题:“媒介即文化”.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三次媒介革命,即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相应地,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和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2].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3]”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研究

自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经过两年的发展,我国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增进和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以及文化包容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受“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西方国家对我国歪曲化报道以及历史上我国并不注重、不善于对外传播的影响,“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依然存在歪曲、片面的认识。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我们应当借助此契机积极对外塑造和输出我国国家形象。     

浅析西方媒介与伊斯兰文化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化的传播是当代国际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作为传播载体的媒介理应肩负起揭露事实,平衡报道的责任。但在西方,媒介实现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而且在世界面前展现着对异域他国的民族和人群的人为想象与形象塑造。通过对西方媒介与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和分析,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化应该何去何从。     

媒介生态学视阈下审视电视公益传播--分析央视《梦想合唱团》的实践与传播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电视公益传播的发展陷入了瓶颈期。为探究怎样能使“公益＋电视”产生“1＋1＆gt;2”效果,促进电视公益传播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央视《梦想合唱团》为研究对象,采用西方媒介生态学纽约学派的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观察公益节目如何利用电视媒介的独特性和其产生的认识论偏向进行公益传播。笔者认为,人在“媒介-人-社会”这三者构成的公益传播的交互网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倾斜的中国"二元"电视媒介市场

一、倾斜的“二元”媒介市场中国和西方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都曾提出过“二元”的概念。在这些研究中,有的是从社会结构着眼,有的是从经济结构入手,有的是从文化结构分析,有的是从地理结构探求,内涵不尽相同,但是,学者们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城市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其实,如果从媒介传播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的这种“二元”结构更典型。由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收入高,文化传播机构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城市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一切文化媒介关注的焦点和传播的主要市场;人口更多、地…     

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在西方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媒介权力”（ｍｅｄｉａｐｏｗｅｒ）是各种问题产生的核心。虽然研究者尚未有意识将一些重要理论整合成关于“媒介权力”的学说体系，但是他们为建构理论而设定的研究方向、认识对象和问题意识，都趋向于“媒介权力”这一思想的核心点。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从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主要历史断面上，观看传播研究的思想内核及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之上的批判／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探讨我们可以借鉴的，可称之为方法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