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哀牢文化与哀牢犁耙会的渊源关系

根据《华阳国志》、《汉书》等诸多史籍记载,永昌（今保山）的哀牢山的九隆神话传说,反应哀牢山是哀牢国的肇迹之地,后来到了唐南诏国时期为了纪念“南诏本哀牢后裔”在此建庙,形成了以赶庙会为主体的哀牢犁耙会,至今依然兴盛。     

哀牢国与滇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哀牢国同样与滇国一样重要。从一定程度讲，哀牢国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比滇国大得多。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辩析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哀牢国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哀牢夷青铜器种类分说

青铜器是研究哀牢文化的核心实证材料。青铜器的器类识别和分期是重要的基础研究。以保山为中心的哀牢国地出土的青铜器已见30多种,分属礼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四大类,青铜器使用于哀牢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及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哀牢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征。     

哀牢附汉过程的相关史实考辩——读《哀牢文化论》与耿德铭先生商榷

对《哀牢文化论》中关于哀牢附汉过程的相关观点提出置疑。认为扈栗是哀牢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仅为哀牢王之下的一个部落首领；扈栗辖境为哀牢国全境，绝非仅“沦怒两江间”之地；汉王朝并未以扈栗之地与益州西部6县置为“益州西部属国”，益州西部都尉之地也并未包括扈栗之地。并对哀牢国两次求内属之时的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提出了较为中肯的解释和假设。     

越人应是哀牢时腾越的主体民族——从实证与史籍说起

不少专家认为哀牢时期,腾冲以濮人为主体民族,但据腾冲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我们认为腾冲应以越人为主体民族。     

哀牢人 横断山脉中的远古部落

横断山脉由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形成褶皱山脉,境内群山峥嵘、峡谷纵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沿着大断裂峡谷奔流不息,自古以来通行不便,栖身于横断山脉之中的哀牢人也就愈发神秘。寻访哀牢人的过程更像寻找一首逝去了千年的史诗。澜沧江旁的平坡村是一个即将被湮没的村庄,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已从未听说有个叫哀牢的部落;保山博物馆中哀牢人的遗物,已是铜绿斑斑;而当年见证着哀牢国归附大汉王朝的不韦县,现在是一个叫金鸡村的小村庄。流放与碰撞,是横断山脉永恒的主题。     

史推哀牢废县县址

东汉所置哀牢县,位于何处,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腾冲、龙陵";有人认为在"腾冲、德宏";有人说是"猛卯"、"腾冲";更有人说在"今腾冲、德宏、临沧一带".通过史籍查证,认为东汉永平年间,显宗所置的哀牢县址,应在保山隆阳区永昌镇正阳北路南端"正阳北路信用社"附近.     

故郡名人末代哀牢国国王--柳貌

柳貌，公元1世纪人，系保山古代哀牢国末期国王。     

过去·未来·图腾梦——《九隆神话研究》述评

九隆神话多学科价值皆备,是深蕴于哀牢民族心灵中的集体记忆。九隆神话在《哀牢传》、《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且散见于哀牢后裔活形态生活之中。今有《九隆神话研究》一书出版,以多学科的视角对九隆神话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和观点上皆有所获,弥补了九隆神话研究一直以来无专著,仅以单篇论述为主的完整性不足、宏观和微观视野结合欠缺的研究缺憾。现为著作推介和促进学术再探讨之目的,对《九隆神话研究》进行略加述评,以求抛砖引玉。     

由"小子为王"看九隆神话所反映的原始婚姻形态

九隆神话是我国西南地区古哀牢夷的著名神话。九隆神话中"诸兄共推九隆为王"与"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的记载透露出哀牢夷"贵小"的继嗣制与特殊的婚姻形态——伙婚制有关。除伙婚制外,哀牢夷的"贵小"习俗与野合婚、抢婚等婚姻形态也有一定的联系。     

再探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巫蛊之乱是汉武帝对太子有所不满甚至是为了易储而有意策划的.文章通过对巫蛊案的分析,重新审视了汉武帝与太子的父子关系,认为汉武帝对太子一直信任有加、着意栽培,从未想过要更换太子.巫蛊之乱是因为江充选择了有利时机,汉武帝与太子信息交流中断,江充党羽意外逃脱等三个偶然因素造成的悲剧.     

巫傩文化创意设计与重塑神秘湘西旅游探究

文化形成品牌,品牌形成价值,湘西的山水旅游已经打响,但文化品牌旅游还显得无力。重塑神秘湘西旅游资源品牌已经成了当前经济的新增长点,湘西神秘文化不在道教文化,不在佛教文化,也不在儒教文化,而在五溪大地的巫傩文化。抓住＂文化强省＂政策机遇,利用文化创意设计产品,重点重塑湘西神秘文化——五溪巫傩文化,充分借助五溪巫傩文化,合力营销升级,打造＂怀化独有、湖湘特色、中国风格、国际气派＂的神秘湘西旅游资源品牌。     

秦简《日书》涉禹出行巫术考论

秦简《日书》涉禹出行巫术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禹在长期的行旅生涯中,立下了赫赫的功绩,确立了崇高的威望,故而先秦巫师在作法之时,意欲通过模仿禹的行为以获得禹所拥有的无上权威;其次禹既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也是一个在巫术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巫,故巫师施展法术之时,视禹之巫术为正宗并效法之;第三,相信鬼神巫术、在先秦社会影响极大的显学墨家对禹倍加推崇,所以涉禹巫术自然也就会得到他们的信奉并宣扬。总之,由于以上三种原因,使禹的一些行为遂为先秦巫师所采纳,作为其解决与出行相关的问题时的重要巫术加以利用。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巫师们又将这种巫术的法力扩大到几乎所有领域并流传开来。     

从卫太子起兵反叛谈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汉武帝在卫太子举兵反叛之前并未有诛杀太子之意,直至太子起兵反叛,武帝才下令诛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动荡。汉朝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由此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政局。     

哀牢族属百年争议的再认识

先秦至汉晋时代“哀牢夷”的族属问题,明清时代的一些史家学者、命官使臣相继进行过调查探讨,二十世纪省内外学术界多次展开热烈争论和深入研讨,所提出的族属之说多达一二十种,大都把哀牢人视为单一民族,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一二十年发现和整理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民俗学资料综合验证,哀牢夷应是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包括了世居在滇西及其西南境外的至少八、九个当代民族的先民。     

中国宗教：巫术与伦理或理性的对立和共存

中国的宗教属于巫术与伦理并存的宗教形态或类型。一方面,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与思想的精英基于理性的性质和要求,巫术被认为是一种愚昧和有害的现象而受到排斥或挤压;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宗教本身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巫术又自然而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与理性包括伦理平起平坐。同时,即使是儒家伦理与理性与巫术也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巫术所特有的迷信或神秘倾向为儒家的伦理诉求与理性精神所不容,因此巫术必然会受到来自儒家知识或精神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双重打压,在这里,儒家显示了和亚伯拉罕宗教相似的高贵品格;但另一方面,儒家系统本身却不能保持宗教信仰上的独立性。其不仅不能全然清除巫术,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或继承着巫术传统,特别是制度层面,更在暗中保持着与巫术的亲昵关系,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浅析哀牢夷族群的民族流变

古哀牢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文献中被称为哀牢夷。哀牢夷的族属研究从明代开始就引起足够重视。在数百年的探讨、争论过程中,原来众说纷纭的族属之说渐渐有所汇总,趋向于五种基本观点,即濮人说、越僚说、掸泰说、氐羌说、濮与昆明融合体说。在这样的族群说依据下,联系历代汉民族政权的史料及相关少数民族史料、民族传说等,通过对哀牢夷族源的考辨及历史源流的梳理,不仅使我们对云南特别是滇西民族史及民族文化有更多了解,同时也对滇西少数民族现状、跨境民族关系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