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中国文学理论的“维新”与“变法”

反思中国文学理论是当前的一个学科热点问题,但是,反思中国文学理论是为了使文学理论成为具有文化指向和精神指向的能动性的生命有机体。因此,中国文学理论就不仅指涉一种知识体系,还指涉一种"知识生态",从"知识生态"着眼,中国文学理论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所以,文学理论的创新就不单单是知识创新,首先需要一种"维新精神",即与"性"、"命"的融通,这种维新就是"生命创新"。文学理论的"维新"超越于文学理论自身,以"天下之公器"的公共意识接受"天下之公理"的"变"的激发和重建,从而使文学理论对内与对外都充满着生机.     

中国文化的“常”与“变”——以《北鸢》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例

《北鸢》是葛亮用文化经验来写作的一部文化小说,被誉为新古典小说的定音之作,蕴含着中国文化在民国的"常"与"变"。"古典"是指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薪火承继,是一种"常";"变"则指中国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化。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本性的坚守,也有在新旧文化交替中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接纳,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这些碰撞与交融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在和平年代,《北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传承与融合仍具有借鉴意义。     

“变”与“不变”之辨

正《赤壁赋》的教学进入关键环节:理解"变"与"不变"的哲理,领悟作品主旨。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我的教学思路是"合作探究三步走",即"变"与"不变"的具体内容、哲理含义以及作品主旨。反复诵读文本,品味关键语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师:这两句话中的关键词是"变"与"不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里"变"与"不变"在本     

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

在苏轼的思维空间和文化实践中,"心安"不仅仅是一种品德和心态,而且是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一种有序的文化境界,标志着苏轼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为根基,运用以变应变的处世之道,达到"心安"的人生目的的具有整体性思想结构的形成,是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个体的重要依据。     

寻找学校自己的文化“语言”——有感于“老校易地新建”之“文化认同”

<正>老校易地新建,需要去把老校做"新",把新校做"老",使学校蕴含精彩的历史语言、光亮的现代符号、理想的未来远景。把老校做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改善的需要,也是破"旧"立"新"的具体表达。然而,学校是孕育、传播和传承文化之地,如何在"变"中求"不变",在"不变"中寻"变",是学校和校长教育智慧的具体表     

将“以生为本”融入课堂教学

叶圣陶先生认为,在教学中"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因此他提出了变"教"为"学"、变"教"为"导"等具有全新理念的主体性教学方法。变"教"为"学"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变依赖学习为自主学习;第二层意思是变灌输学习为尝试学习。以学生为本的课堂应该是一种充分体现     

《项脊轩志》的“变”与“常”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是一篇典型的写人记事散文。黄厚江老师说,读写人记事散文,不仅要关注文章写了什么,更应该关注作者或者说文中的"我"的情感。那么该如何引导学生把握《项脊轩志》中"我"的情感呢?我们常讲,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理解散文的"神"自然应该从其"形"入手。笔者认为,《项脊轩志》这篇散文所写的"形"都围绕一个"变"字展开。孙绍振老师认为,经典的文本内容既有显性的层面,也有隐性的层面,同样《项脊轩志》的"变"也包括"显性之变"和"隐性之变"。     

“一课带一文”:提升语文学习力

阅读与写作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联系。阅读需要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表现智慧;写作需要把简单的问题变复杂,表现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笔者把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以阅读带动写作,再以写作促进阅读,引导学生把从阅读中学到的基本功,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去。"一课带一文",以达到"动口"与"动手"、阅读与写作同步跃迁之功效,提升语文学习力。     

要“应对”,更要“对应”

某日,与一位老同志谈到突发事件,他说,既要做好"应对",更要做好"对应"。语序之变,意味深长。应对,更多应急、应激之义。过于忙乱了,还可能变成应付。而对应,则是针对某种情况的举措,较为从有"容,好事提前做"的意味。变"应对"为"对应",需要在平时工作中就要想到:上工程、建项目,是不是有"稳定风险"?做决策、     

《王昭君变文》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王昭君变文》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商＂其注而未确者,＂补＂其校而未善、未尽者,有利于《王昭君变文》的深入研究。     

《祖堂集》“这（者）＋连带成分”之考察

《祖堂集》中出现了唐代新产生的近指词“这（者）”,其后都有连带成分。与《敦煌变文集新书》的比较,《祖堂集》“这（者）＋连带成分”大体上比《变文》发展得快。     

变文与唐朝通俗叙事文学

唐朝是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的成熟期,叙事作家自觉为“文”意识的觉醒,是其不同于前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唐朝通俗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变文,这种文学样式的产生与兴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佛教影响直接催生的结果。     

敦煌变文《舜子变》中的后母形象解析

敦煌变文<舜子变>记载舜行孝故事最详细最完备,也是我们研究唐五代时期家庭关系的重要材料之一.尤其是其中塑造的后母形象,虽在<尚书>、<孟子>、<列女传>、(<史记>等传世文献中都有记载,但发展到<舜子变>已经与史传系统大不相同.变文中的后母形象来源于史传文学和民间传说两个系统,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逐渐演变.变文中的后母形象,不仅反映了后母在文学史上的变迁,也直接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后母这一特殊身份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     

说“变文”

关于什么是变文、变文的来源和界定等问题,历来众说纷坛。“变文”与“变相”是相辅而行的,是“变相”的说明文。“讲唱”,是“变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形式,是中国本上固有的东西。但“变文”不同于“讲经文”、“诗话”、“话本”等其它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不能以“变文”一词笼统称之。     

敦煌变文校读札记

本以献用例为佐证,考校了敦煌变中部分词语。     

从虚幻佛国走向滚滚尘世——论变文之“俗”

因为变文所依托的‘‘俗讲’’“转变”之俗,故变文思想内容通俗易懂,其中蕴含的忠孝观念及对天堂、地狱的描写,均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变文语言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俗语词及熟语成语,体现出强烈的通俗性。     

变文人物塑造手法对神魔小说的影响

变文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的艺术手法对神魔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变文初步使用的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类型化的手法对神魔小说人物塑造具有开创之功,另外,在具体的描写方式也影响深远,如人物外貌和语言等方面。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商榷——《（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读后

本文对赵家栋、付义琴二位先生的大作《（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中考释的敦煌变文词语“粗物”、“口我”、“团估”等提出商榷意见。这些疑难词语有的已有学者考释,有的还需存疑。     

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关于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小说,其影响了后世的西游故事。以敦煌变文、诸宫调及宋元话本作为比较的对象,从标题、正文两方面考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特点,认为其体制既"新"且"旧",既上承变文又有所突破,既接近宋元话本又稍嫌粗糙,它当是变文朝宋元话本过渡的民间口头说话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