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留学生与近代西方法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学知识以传教士、中外贸易、不平等条约及会审制度为载体传入中国.随着近代西方法学知识的输入,中国留学生通过自费、官费两种途径远赴西洋、东洋,以学习近代法政知识,掀起了法政留学高潮.留学生回国后,迅速进入政治、教育、法律等领域,成为进一步传播西方法学知识的主要力量.法学留学生通过译介欧美、日本法律书籍,移植日本法学概念,引入西方法律文化,向社会传播西方法学知识,为民国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创设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法学学科导学

法学研究生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承担着弘扬法治精神、发展法律文化、传播法律知识、培育高级法律人才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育迅猛发展,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对法律和法制的迫切需求;     

法学教育应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大量的职业法律人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法学以法律为研究对象,而法律本身是以社会关系为规范的对象。法律既是以社会关系为规范对象,就必须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因此,在法学教育中,不能仅以抽象的理论为讲授的内容,而是必须分析研究我国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在法学教育中,既不能把法律知识当作抽象的理论来传播,也不能把法律知识视为具体的技术来传授。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

世界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遵循统一的经济活动规则 ,在全球建立统一的法律秩序。高等法学教育也应与法律这一变革保持同步发展 ,按照全球化的坐标重新定位。因此 ,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应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国际教学合作和留学生培训、外语教学和资源拓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同时 ,必须对法律专业的学生加强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意识的教育 ,警惕“法律全球化”的文化殖民主义思想。     

我国法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及其改革方向

随着法律职业化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作为培养后续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面也负有—定的责任。法学教育如何承担起这个责任成为当今法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     

"法律诊所教育"在电大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应用

“诊所法律教育”是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学方法,随即世界各国的法律院校也相继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把“诊所法律教育”移植到电大法学本科中来,对加强试点法学本科实践性环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与法律人型塑

传统形成的“注释法学”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学术主导型的模式,在目前中国司法实际环境中,由于其知识类型和传授方法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司法需要的知识。受高等教育目标规律的制约,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应当围绕“法律人”型塑而展开。综合考察市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法科毕业生就业的趋势等因素,应确立职业主导型的法学教育模式。     

刍议处于尴尬境地的成人法学教育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机构层出不穷。除了普通高等法学院校和综合大学中的法学院系以外,还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成人法学教育。教育层次除了法学本科、硕士(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博士这三个层次外,还有大专,中专甚至高职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及法律职业考试。一时间高等法学教育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严重脱节的现状,面对这样的形势,成人法学教育应该何去何从?我国成人法学教育是在十一界三中全会后兴起的,在拨乱反正、依法治国的口号声中,依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习惯思维,受地方、部门和…     

论立法语言的方向

"法学家法"和法律语言的大众化站在不同立场阐述了对法律语言的理解和要求,我们应选择哪一种标准作为立法语言的方向?如果为了使法律语言通俗化而牺牲其专业特性,等于是将法学的围墙强行拆掉;那么法学将不再是法学,法律也不能被称作法律。立法活动首先应考虑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权威性,以确保实现其应有的理性目的与价值追求。     

高职法学教育：困境、解构与重构

本文分析了高职法学教育的困境,对高职法学教育进行了解构,提出了重构的高职法学教育的新教学模式——以“工作过程导向”为核心的“产学结合”教育模式,是法律高等职业教育摆脱目前高等法律教育职业化困惑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之于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扬长避短的关键所在。     

辉煌与隐忧：法律史学六十年评述

中国法律史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无论是专门研究机构设置的增多、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还是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均有长足进步,堪称辉煌三十年。但也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问题,包括既不能在法学学科内进行有效交流,也不能与历史学进行平等对话,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排拒”;不重视文献资料建设,追求所谓的“填补空白”,致使研究成果中引领学科发展的创新性论著凤毛麟角。这成为学术发展的隐忧,如不能正视并加以解决,中国的法律史学最终走不出狭小的“象牙塔”,无法“成为世界法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活法”是什么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针对传统法学独尊“纸面上的法律”提出了“活法”概念。卢埃林认为:法律是官员关于纠纷的行为;弗兰克认为: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活法”概念向人们揭示了:影响人们行为、决定司法审判的不仅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成文法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所创之法(判例法),社会现实的其他事物,如政治、经济、道德、习俗、甚至人们的感觉情绪都对法律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活法”将“法律”概念泛化,与其他社会规范混同;法律的“意义”并非必须期待“活法”来填充,现行法(实体法)已具有“先决强制力”;官员行动并不等于法律规则本身,而只是适用法律的行为。     

法学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高等教育特别是法学教育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在法学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应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遵循“借鉴与传播并重”、“文化开放与抵御文化侵略并重”和“规模与效益并重”的原则,根据其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国际化路径,逐步从简单路径到复杂路径、全面参与教育国际化进程。     

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及其社会功效

西方法律教育体系在移植进中国的同时,外语教学也伴随其中。因清末取法的主要是日本学制,故法政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语种选择上是以英语、日语为主流,并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外语教学与西方法学课程相结合,加速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法律教育及法制的现代化。     

《万国公法》中的法律译词研究

文章从《万国公法》法律术语的输入、法律术语翻译的选择与调试、法律术语翻译的文化心理及本土回应,即输入、传播、接受三个层面剖析《万国公法》翻译的动机、策略和中国传统法学思想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本,对中西法律术语和概念进行梳理,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从而为《万国公法》的法学、翻译、语言文化的跨领域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新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法学教学方法改革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注重向学生传播必要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因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责难。本文旨在着眼于新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为背景,在尊重教育规律和法律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以教学方法的改革为重点,积极借鉴国外的“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大力提倡实践教学。     

儒家思想与法学教育

探讨法学教育,不能只是“从法律到法律”,亦即不能一味关注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律技能的培养,应当全方位、多视角进行.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客观上存在着诸多弊端.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法学教育质量,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萃取精华.儒家思想与法学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法律人.只有既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有职业伦理与道德的法律人,才能推动我国的法治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从而实现法学教育的终极目标.     

对埃利希—个法社会学命题的分析

“法律的发展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这一命题的基础就是把法律与秩序等同,这就忽视了法的自我衍生功能而认为国家法的无用。在把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法学一个命题的比较后作者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发展的关键,尽管这个结论也是现象性的。     

论法学教育的层次效应及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关系

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关系密切，但又不能拘泥于此，因为法学教育应当是多层次的，“门槛型”、“精英型”与“名流型”是法学人才的多元模式。法学教育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法律的规则——规则的操作与技能——形成规则与指导操作的法学理论——形成法学理论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传统的法律体系说的外部灌输，而且应注重促使学生从法律的他律转化为道德的自律乃至法律信仰的“内心培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学教育的门槛效应、优化效应与辐射效应。     

反思与重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研究

传统理论关于证据法学乏理论基础存在着“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尤其是关于“认识论”和“价值论”在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中的地位问题，也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在程序正义理论日益成为诉讼法学主流理论的背景下，理论上有贬低“认识论”在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中的地位的趋向，这是不符合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事实以及证据法学的学科特点的。只有将“认识论”和“价值论”同时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据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