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研究

鼓、香禾糯米、生产工具等器物在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的礼用,反映出少数民族在适应独特天地系统中的农耕禁忌和万物有灵的文化基因。透过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可发现器物已超越了其工具性而上升为神性、可以推断出有关人类活动的各种时间和空间信息,可探见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     

九鼎制多始末略考

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典型的器物,用鼎制度就成为礼之核心,因为鼎不仅是当时社会礼仪之用器,还是沟通人神之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成为等级与权力之标志。九鼎在周代历史上为国朝之重器,产生于西周的列鼎制度,是集祀权、神权、政权于一体的象征物,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九鼎制多始末略考

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典型的器物,用鼎制度就成为礼之核心,因为鼎不仅是当时社会礼仪之用器,还是沟通人神之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成为等级与权力之标志。九鼎在周代历史上为国朝之重器,产生于西周的列鼎制度,是集祀权、神权、政权于一体的象征物,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谈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看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

孔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一直铭刻于每个人的心中,当然每个行动都隐含着思想的驱动和当时当地文化的熏 陶,那么本文将采用比较法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具体分析当时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和对外的交流.     

现代大学治理的协调机制： 权力三角的视角

从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视角系统地解读大学的组织与治理,将其嵌套进权力三角理论,提出中国大学治理的协调机制模型。在全球化和国家治理的外部情境中,该模型包括以下核心要素:纪律建设、德治礼序、权力配置和组织中的人。纪律建设主要起到显性规范、权力监督和价值引领的作用,德治礼序主要起到社会规范和文化影响的功能,权力配置则关乎大学内部权力的边界、运行与博弈。三者最终都依归于组织内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行为与惯习之中。     

明代中枢章奏批转程序初探

明代自仁宣以后诸帝多晏居深宫 ,九阍重重政事的处决全赖章疏一线。本文以明代的章疏批转为选题即是希望以对此问题的考察为切入点 ,探讨皇帝 ,司礼监 ,内阁各自在中枢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及其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格局。     

“礼”字文字学、哲学文化内涵探源——以《论语》文本为例

从文字学上讲,"礼"字无论是作为对礼器和祭品合体描绘的"豊",还是作为对人类仪礼核心形式描绘的"礼",都已然包含了丰富的祭礼文化内涵。礼器(以豆为代表)可以说是对祭礼文化在器物上的落实,祭品(以珏为代表)则隐含了沟通天人的祭礼文化目标。作为礼字古文或体的"礼"则包含着人类在祭礼文化中的重要态度——恭敬。而所有这些文字学中所隐含的源头性的内涵与功用也在华夏文明重要的哲学文本《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礼育的发展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青少年礼育之路十分艰难。当前,青少年礼育必须思考礼育与德育的关系、礼育中认知与行为的关系、礼育内容、古今中西传承创新等问题。     

唐代祭祀礼仪制度与礼官文士的政治命运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家祭祀一直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而礼官作为司礼的专职官员,担任国家祭祀典礼的策划与主持。在唐代重文的风气下,文人是组成唐代礼官的主力。礼官文人的命运常常同政治气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有唐一代的政治社会变迁,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礼官文人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命运。     

“票拟”与内阁的权力扩张

明朝内阁制度的建立,使相权融入皇权。阁臣参预机要,最初的形式是与皇帝"面议"朝政。阁臣"票拟",一般受制于"九卿之成案"和"司礼监粗写事目"的双重约束。而司礼监代行"批红"之责,对阁臣的票拟之权,更是一种严格的限制。明世宗压制宦官,造成内阁的权力扩张,突破了宦官尊于阁臣的体制,侵夺了九卿的权力,造成权力失衡,从而导致了内阁与皇帝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的长期冲突。     

“刘邦斩蛇”与“斩蛇剑”的文化史考察

刘邦斩蛇传说作为受命之符对汉代政治而言有重大意义,然而随着"道德力量"与"理性思维"的介入,后人对它的解读几经调试,最终批判、否定的态度占据了上风。至于斩蛇剑,受当时思维习惯影响,其获得与遗失都被描述得极具神异色彩,甚至还被后人赋予了灵应的道德判断力。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与传国玺并驾齐驱的皇权象征符号,除了在斩蛇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是因为先秦秦汉之际器物成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不过,由于佩剑之礼的式微,尚武之风的衰退,斩蛇剑一类兵器在这种政治文化消亡之先,便退出了论证、展示政治权力的舞台。     

本仁行礼:王船山仁之理念与礼之践行模式探析

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从周隆礼,使礼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礼之所以能常青于中华民族,关键在于礼之践行不息。在礼之践行方面,船山提出了"本仁行礼而施之无不顺"的思想,"本仁行礼"表明在仁与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即仁礼互实与互为体用。船山礼之践行思想是基于仁礼关系而展开的,实现了对传统的仁礼关系——仁内礼外的仁礼关系的价值开新,也凸显出船山礼学思想的实学特质。     

三老与权力——学校的政治原型

学校的一个原型是养老,养老的本质应该是从三老乞得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与养老相表里的学校,原来是政治生活的朝堂——政治权力的生发地和权力合法性的传承地。当代学校没有养老礼,却继承了从上一代获得权力的学校原型,所以,当代学校的根本在于授予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同时,民间寺庙、道观、祠堂,社祠,学校,其文化意义应该作等量齐观。     

从现代美学视域看海德格尔的“器物上手论”

海德格尔的"器物上手论"认定,人的日常存在就是同器物打交道;同器物打交道就是使用物、操作物,让物处于上手状态之中。"器物上手论"包含着反抽象认识、肯定器物的有用性、反主客观照等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内涵同自康德以来的现代美学的非概念、非功利等基本观念有着既对应又对立的复杂关系。     

乐器考名

"乐器"是中国宫廷祭祀使用的音乐器物的统称,与"礼器""兵器"并列,是象征权力的三类器物的概括名词。古代典籍之所以产生"八音""乐器"两个概括性名词,当然不是因为中原文化多么"发达",而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发达"产生了相应需求。两个名词,高屋建瓴,字达义明,贴切生动。这种了不起的概括,需要相应的文化制度催生。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遣将礼考论

遣将礼是指皇帝命将出征而举行的一种军事礼仪。洪武时期,议定遣将礼,却未有实践。建文朝,崇尚礼教,肇举遣将大礼,但因所命非人,失去了现实意义。永乐时期,明廷征安南再行遣将礼,昭示了永乐朝武功之胜。此后明朝两百年间,遣将礼不举。至天启时期,辽东局势危急,熹宗重举遣将大礼以求挽救危局,然无济于事。明末,崇祯帝两行遣将之礼,礼仪隆盛,但难以扭转军事的溃败,斯典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遣将礼的举行既表现了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授受,又反映了人君平祸乱、安民生的历史责任。     

举世瞩目的红山文化玉器(五十二)

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些器物出乎我们的意料,比如仿真的野兽骨头、龟壳、兽牙、河螺等,所用材料优良、造型准确、工艺精良、抛光细腻,堪称精心之作。红山人为什么用玉精心琢磨这些器物？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研究。首先,这类器物与人类饮食关系密切,是营养丰富的可食动物残留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其次,这类器物与早期人类佩饰相关.     

李觏与荀子礼论的异同

李觏的礼论是对荀子的礼论的扬弃,二者在“礼”的起源、作用、行为价值取向等方面有诸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