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犯的认定及其指导意义

情节犯的立法模式,可以对严重破坏社会的犯罪行为加以制裁,也可以缩小与限制刑法调控社会矛盾的范围,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关系。情节犯的立法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刑事政策是相关联的。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在司法适用上具有指导性、灵活性和调节作用。正确认定情节犯并对其指导意义进行阐释,可以分清是非,明辨犯罪类型,领悟刑法准则的精髓。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邓小平刑法思想的理论架构与时代价值

邓小平刑法思想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立法工作和刑事司法实践.通过对刑事立法思想、刑法观、犯罪观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对邓小平刑法思想的时代价值现实性的解析.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刑事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指导,体现着一段时期内国家对刑事犯罪的态度和策略。建国以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到"严打",再到"宽严相济"的过程。理论界对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也逐渐从政治视角向理性主义和科学的角度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成为刑事法治的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本文拟从现实角度出发,探索如何科学贯彻和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论彭真的立法思想

彭真认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着眼于一定时期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并据此提出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立法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国情为本;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积极慎重,逐步完善。这些思想,体现在经济立法、人大法制建设和刑事立法等方面。     

刑事立法中的经济性原则探讨

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原则要求在刑事立法中以最少的成本实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大效益目标。实现刑事立法经济性的途径便是减少刑事立法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以实现最大化的刑事立法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效益。     

刑罚适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重大意义。笔者仅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适用关系的理论分析以及在《刑法》条文中的具体体现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邓小平刑事法治思想述评

作为邓小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法治思想是近些年来刑事法学领域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过去研究较多的是从刑罚论和刑事政策论的角度探讨邓小平的“严打”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社会影响。这些研究的命题和视角相对比较集中。其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刑事法律方面的论述中，对刑法的远行、打击犯罪、刑事司法、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等多方面都广泛涉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刑事法治思想体系。本文试以法制原则论为视角，对邓小平刑事法治思想作出初步的概括和评述，以展现这一体系的基本特色和理论风貌。     

论彭真的立法思想

彭真认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着眼于一定时期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并据此提出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立法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国情为本；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积极慎重，逐步完善。这些思想，体现在经济立法、人大法制建设和刑事立法等方面。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现代恢复性司法注重修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正是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实然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契合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但原有的立法空白使得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新刑事诉讼法辟专章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一系列内容,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法依据.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完善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简析儒家德治

儒家德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它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尤以"为政以德;贵在修身;民本思想;教而后刑,德主刑辅;尊贤使能"等最为经典。但儒家德治在今天也有其内在局限性,我们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它。     

沈家本的刑罚公正思想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连贯中西的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从“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的认识出发,主持拟定了《大清新刑律》,瓦解了延续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导入了以“公正”为灵魂的先进的刑罚思想。     

对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中"入户抢劫"的理解

入户抢劫是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修订后的刑法将其明确地列入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以及刑法理论上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存在一些争议。文章仅就对“入户抢劫”中的“户”的界定以及行为过程中的故意的转变等问题,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想法。     

中国古代礼法思想对刑律和监狱管理的影响

《周礼》造就了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不仅是古时帝王延续和传承统治的要求,也是治国和教化人民、培养民风习俗的基本手段。＂礼＂的思想指导刑律的制定,礼代刑律、礼入刑律后,产生了＂礼法思想;＂忠孝、仁义、尊卑,是礼法思想的主要精髓,汉唐文明,是礼法思想的一个主要传承和发展时期。其时的刑法政策和监狱管理,具有浓厚的＂礼法＂特色,明刑耻之、春秋决狱、无子听妻入狱、赎金刑的运用等,无不体现出＂礼＂的色彩,并对后世的监狱管理和刑法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思考

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97刑法”规定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而在刑法理论上对这一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本在对这种种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主张，都会造成宽纵罪犯的后果，使其逃避受贿罪的刑事制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论我国环境犯罪"轻轻重重"的刑事对策

环境犯罪有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特殊性,刑罚影响具有利害相兼的双重性。这两方面的特性决定了环境犯罪坚持“轻轻重重”的刑事对策的必要性。由此,我国环境犯罪“轻轻重重”刑事对策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毅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批判中完善——刑法第八次修正案后的缓刑立法再思考

缓刑作为一种可以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渗透着刑罚个别化、社会化、轻缓化的现代刑罚思想.其以矫正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也与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中,缓刑立法得到了较大突破.但基于应然追求,缓刑立法仍需在批判中继续完善.     

为教育而惩戒:从“惩戒”到“教育惩戒”

作为对学生越轨行为的规治手段,“教育惩戒”源于学界对体罚、惩罚现象的批判。伴随教育惩戒的权力失落与呼吁回归,其发展经历了戒尺文化阶段、人道主义阶段、全面抵制阶段,到目前的立德树人阶段。这一历程不仅受制于社会进步和先进教育思潮的作用,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也成为教育惩戒权失落与回归的浓厚底色。如今,教育部已出台《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纲要并正式施行,学界也从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教育惩戒的价值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但教育惩戒仍缺乏实践土壤,面临惩戒手段失当、惩戒程度失准、惩戒对象失变和惩戒干预失重等多重困境。而要促使“惩戒”向“教育惩戒”转变,真正实现为教育而惩戒,使惩戒遵守教育目的和教育规律,需要促进教育惩戒的合法化、加强教育惩戒的合目的性、规制教育惩戒的合伦理性、追求教育惩戒的艺术性。这些或将成为教育惩戒落地生根的可能路径。     

论上诉不加刑

上诉不加刑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加被告人的刑罚。它确立的理论基础在于诉讼的民主性及刑事诉讼的自由价值,它设立的目的使被告人能够毫无顾忌地行使上诉权,保证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会由于上诉而更加恶化。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该原则。但尚不够成熟、完善,需要法律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