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外交”评析

美国的“人权外交”有其独特的外交思想传统，即美国例外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人权外交”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其实质是霸权主义。     

试析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单边主义思想

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单边主义思想的形成与美国的社会传统以及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洛奇单边主义思想的内容是美国要保证其在全世界参与行动的"自由",即一切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地区采取灵活的政策.这一外交思想是美国大国崛起时外交选择的真实再现,直到今天仍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近五十年来晚清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晚清时期,在中国外交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国人外交思想的整体框架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其次,群体是审视社会变迁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对特定群体外交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近代外交思想的变迁。再次,从西方传入的均势观念对晚清外交思想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与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哲学——马基雅维里外交语言和思想分析

马基雅维里是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幻想通过有强大实力的国王来统一意大利,提出了加强王权的外交策略,并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和伎俩,包括欺骗等,来达到最终目的。因此,他的外交思想既十分注重外交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也注重外交技巧和外交经验,本文通过具体外交事件和外交语言,尝试对其外交技巧和外交思想进行分析。     

试论伍廷芳的外交思想

伍廷芳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两次出任驻美公使,在长期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平等外交思想、均势外交思想、文化外交思想等.伍廷芳对晚清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

富布赖特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其外交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具体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计划的实施以及《富布赖特法案》的通过;在核时代转变思维方式,放弃冷战思维,反对对外干涉,加强对外经济援助等方面,这些外交思想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局部调整。     

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及其影响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20世纪60代末崛起的一股新的政治思潮。它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它以价值普遍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强硬的威尔逊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美利坚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为目标塑造了冷战后全新的外交理念。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核心是要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盛及一时,但由于美国独特的外交决策文化以及其自身理论的偏狭和狂热,注定其不可能长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论二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既是美国外交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孤立主义极为盛行时期,亦是其走向衰落时期。持续近一百四十多年的孤立主义思想在短短三十年内与国际主义的斗争中走向终结,其历程注定是曲折的。随着二战的爆发和扩大,国际局势骤变,实力与日俱增的美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互作用下,罗斯福总统审时度势,出于国家各种利益的需要而与孤立势力展开决斗。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彻底冲破孤立主义阵线,最终促使了美国外交思想在二战期间的转变。     

新世纪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探析

新世纪伊始,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文化外交成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因主要在于对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再认识及东南亚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表现出四大特点:扩大传统项目开展规模,拓展传统项目影响范围,升级传统项目开展形式,创制新型文化外交项目。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美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加速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强化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三个方面。但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不同对外政策手段间的内在矛盾、国内治理问题的"对冲"效应、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相对中立的传统都对其影响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对于美国在周边地区的文化攻势,中国应有充分的认知和相应的对策,做到防范与借鉴相结合,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试析欧内斯特·贝文外交思想的成因

欧内斯特.贝文是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也是战后英国的首位外交大臣。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深刻影响了以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贝文外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是帝国情节、个人经历、外交传统、战后形势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1939年日本对美外交试探论平沼内阁

本文分析了1939年平沼内阁的对美外交试探,力图说明:(1)平沼内阁虽为政时短,但在企图结束对中国的战争问题上,有其特点;(2)平沼的对美外交试探,基本上贯彻了日本政界、财界稳健派与美协调避免与美交恶的外交路线;(3)平沼内阁的命运,早在美国单方面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时,就已经决定了走投无路的结局,而非决定于《德苏条约》的签定。     

中立与集体安全——伍德罗·威尔逊国联思想的起源

威尔逊的国联思想产生于一战爆发后的调解外交之中.这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对欧洲冲突实行调解.美国外交传统中的中立原则决定了威尔逊政府不准备对欧洲事务承担任何义务,但是这种调解本身又有参与解决欧洲事务的含义.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导致调解失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威尔逊找到了战后国际联盟这个目标,并从泛美条约的集体安全条款找到它的基础原则.国际联盟能同时满足威尔逊既不脱离传统的孤立主义又能参与欧洲事务的双重愿望.战争形势很快迫使美国放弃中立,但是国联思想却沉淀下来成为威尔逊外交的主要目标.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先后对美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二战”为分水岭，将美国外交主导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占上风，后一个时期现实主义占上风，同时两种思想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思想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交汇碰撞,这些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对国际局势的理解与判断。西奥多·罗斯福早期是积极的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后来受到新兴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有限度地支持仲裁,倡导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是美国外交思想从19世纪孤立主义向20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转变中重要的一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作为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思想中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体现了美国外交思想转型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学术贡献及研究走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成为指导我国开展外事工作的理论遵循。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学习、探索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涵上,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哲学意蕴、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等诸多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和研究,研究工作的开展为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今后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需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国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结合,从而更准确、完整地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把握其精髓,解决外交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苛守德义与书生之见——浅评张之洞的外交思想

张之洞虽未曾直接参与外交事务,但因其在清廷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对时人的影响还是很大.本文从他的外交思想出发,分析了他各时期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外交事关重大,现代的外交家应该从张之洞书生之见中吸取教训,避免空言误国.     

略论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内涵丰富。中日友好是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石；对日经济外交是其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既团结又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是邓小平对日外交的基本策略。邓小平对日外交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第一位驻外使节。其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严守条约等。郭嵩焘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使国内外环境和谐,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使中国自立、自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不仅促使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而且也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方法论新论

在美国学界对于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威廉斯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他对美国外交的思想文化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重视不够。实际上,这是一种流行的谬见。威廉斯为美国外交史提供的不是一种经济解释框架,而是一种文化解释框架。然而,不管是将威廉斯的方法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还是归结为"唯心论",都是对威廉斯外交史学的一种简单化解读。"简约主义"的标签不可轻易加在威廉斯的头上,因为他在其概念框架内清醒而巧妙地处理着观念与现实、结构性因素与人的能动作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对美国外交史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论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外交

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正式提出了人权外交战略。美国人权外交虽然不能排除其理想主义成分，但其主要动机是国家利益方面的现实主义考虑。第三世界国家是美国实施人权外交的重要。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的人权外交有其自己的特点。对卡特政府实施人权外次，历来评说不一。不能否认，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政策取得了某些收获。但总体上讲，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美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