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艺人戏说三教

唐朝有个演滑稽戏的李艺人,善于逗乐。他自夸学问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儒教、佛教、道教三大教无所不通。在一次皇家宴会上,有人问他:“如来佛是什么人?”他答:“是个女人。”二“为什么?!”“《金刚经》说:‘敷坐而坐。’(自己把打坐的位置整理一下然后坐下来。)一个人既有丈夫又有儿子,不是女人是什么人?”另外一个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艺人答:“也是个女人。”“W hy?”“《道德经》说:‘我有大患,为吾有身。’(因为我有自身,所以我有莫大的祸患啊。)若不是女人,怎么会怀有身(孕)呢?”皇帝大笑,问:“文宣王是什么人?”答:…     

洛阳纸贵未必佳作——论左思《三都赋》

左思是西晋的著名作家,而《三都赋》是他早年的力作之一。《晋书·文苑列传》叙左思作此赋的甘苦说:“(思)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偶得一句,即便疏之。”而“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以致京都“洛阳,纸为之贵”,说明《三都赋》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至于后世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对之也多极力赞扬,东晋孙绰(字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世说新语·文学》)刘勰也说:“太冲(左思字)、安仁,策勋于鸿规”,“左思奇     

郭桓贪污案数额辨误

明洪武十八年三月,郭桓贪污官粮被诛(见《明实录》洪武十八年)。赃粮数目,《明史·刑法志》称“赃七百万”;《明通鉴》该年中也载“坐盗官粮七百万石。”后人据此谓郭桓贪污案的数额为“七百万石”。然而,早在明末清初谈迁就已指出:“盗粮七百万石未尽。”(《国榷》卷8太祖洪武十八年)就连朱元璋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说:“前者榜上若改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御制大诰》郭桓造罪第49) 作为研究明初封建法制珍贵文献的《明大诰》,对澄清郭桓案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确凿资料,从中不难看出该案的具体情况: (1)盗官粮卖放浙西秋粮。“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肆百伍拾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捌拾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贰百万     

《孔雀东南飞》注释异议

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有几处大家并无异议的注释,却有我多年颇想不通的地方。我觉得很可以提出来疑义相析,就正于通家。 (一)“勿复重纷纭”余冠英《乐府诗选》说:“‘勿复重纷纭’等于说不必添麻烦罢!也就是说别再提迎取罢!”北大文学史教研室《两汉     

说“一二”与“一一”

一、问题的提出 先从一个例句的注译说起; 例1: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和《文选卷四十一·报任少卿书》)唐代训诂大师颜师古和李善注《汉书》和《文选》,“例1”下皆未注译。 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始为“例1”作注译: 一二,谓委曲也。言陵与己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说,谓俗人不知也。(《古文观止卷五·报任安书》)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评《关于物质定义之我见》

《陕西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关于物质定义之我见》(以下简称《我见》一文,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几处物质定义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我见》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见》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其一,列宁在第一处物质定义中,既说物质是一个哲学范畴,又说物质可以为人们的感觉所感知,这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其二,列宁在第二处物质定义中说“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这不仅没有与旧唯物主义划清界线,而且也为唯心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其三,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时,不能把认识论问题扯进去,否则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的概念。下面我们就上述观点逐一试加分析。一我们认为,《我见》之所以会得出第一个观点,是由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造成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     

文似看山不喜平——《印度洋上生死夜》导读

故事引路一个穿着一般的军人参观寺庙,和尚对此不加理睬。军人告诉他这庙太破,收入又不多,要是需要钱财,赶快取出缘薄(记载人们捐赠给寺庙钱财的本子)。和尚大喜,看坐,献茶,十分恭敬。军人提笔写了“总督部院”四个大字,和尚又惊又喜,连忙下跪。军人在“总督部院”下边接着写“标下左营官兵”,和尚一看,顿时怒火丛生,立刻站起来,态度十分傲慢。军人不加理会,又接着写“喜施三十”。和尚以为他会赠送三十两银子,喜出望外,又重新跪下。谁知军人大笔一挥又添上“文钱”二字。和尚见了,马上又站起来,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了!好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     

购买你的时光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店里,一个男子问道:“那本书要多少钱?”(万进供稿、设计)·作家名片·“要1美元!”那个徘徊良久的人惊呼道:“你能便宜点吗?”“没法便宜了,就得1美元。”这是他得到的回答。这个颇有购买欲望的人又盯了一会儿那本书,然后问道:“富兰克林先生在吗?”“是的,”店员回答说,“他正忙于印刷间的工作。”“哦,我想见一见他。”这个男子坚持道。书店的老板富兰克林被叫了出来,陌生人再一次问:“请问那本书的最低价是多少,富兰克林先生?”“1.25美元!”富兰克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1.25美元!怎么会这样子呢,刚才你的店员说…     

再说语序

所有的语法学者都一致承认,在汉语里边,语序,或者说词序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语法手段.黄伯荣、廖序东(1983)在他们主编的那本十分流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这样写道:“语法方面:(1)现代汉语是分析性语言.语形变化极少;词序和虚词十分重要,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然而,在如何理解语序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仍然还有几句话要说.马学良(1985)在谈到语序的作用时说:比如,“官教兵”与“兵教官”,“兵”和“官”哪个做主语,哪个做谓语,完全靠位置来确定.位置不同,关系就不一样.(见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越元任在他著名的《汉语口语语法》中谈到配置要素时有这样的话:在近代汉语里,节律和语音改变的作用不太重要,次序和选择在语法安排上起主要作用.选择,我们前面已经谈了;次序,例如“狗咬人,人咬狗,尽人皆知,不用多说.”(见赵元任著,吕淑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试论孔子的启发

一、“启发”释义 “启发”一词,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提出的,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就是“启发”二字的来源。第一个阐释“启发”涵义的是郑玄,他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郑玄认为“启发”的作用在于使学者“识思之深”,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心愤愤,口悱悱,”为什么“必待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呢?他却未作说明。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关键于弄懂“愤”“悱”的含义。《说文》:“愤,懑也。从心,贲声。”又:“懑,烦也。烦者热头痛也。”关于“悱”,《集韵·尾韵》:“悱,心欲也”;《文选·成公绥     

也谈武勇、武艺、武术的本质区分——与孙金亮同志商榷

为了便于叙述,把孙金亮同志的《浅谈武勇、武艺、武术本质区分》一文(见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教学与科研》1983年第3期)简称《武勇》。《武勇》文中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论点: (一)“武勇”一词来源于原始社会。 (二)“武勇”是从实战出发的“执技论力”活动。武勇是简单动作组合。     

《说文解字》中同训词研究

东汉许慎《说文》一书,从创稿至最后写定历时二十二年,是许慎“平生最经心用意之作”。他采史籀、李斯、杨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师贾逵,上溯造字之源,下辨隶行草递变之迹,博采幽远,穷理尽性,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他收字是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从先秦至汉,大凡典籍名篇中的字(词)均收入。是我们研读古籍之津梁。所以殷韻初先生说:“惟从事研究者,终当以《说文》为基础”。(见《说文解字》前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可以说,《说文》是一部承先启后的旷世之     

“以家量贷”辨

对春秋战国之际田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历来解释为大斗(田氏家量)贷放,而以小斗(齐通行的公量)收进。这是把它当做一种债务关系来看待了,结果产生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近年有人对此做了一些新的辨析,如陈植锷释“收”为“征收”,即是说田氏家族采用齐通行的公量收取田税(见《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期《‘大斗出,小斗入’辨》),极是。但这只解释了后一句。前一句“以家量贷”(即“大斗出”)应怎样理解呢?关键在“贷”字。“贷”今义指借入或借出,实则“贷”並非只“借”一义。“贷”字不见于甲骨、金文。《说文》释“贷”为施,段玉裁注谓:“我施人曰贷也”,此为“贷”     

笛卡儿的“以太”、“旋涡”说与张载的“太虚即气”说

本文摘译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著《翰林集》(《Hanlin Papers》)的第二集第九章(1894年上海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原来的标题是《前笛卡儿的笛卡儿哲学》(《The cartesiam Philosophy before Dcscartes》)。作者比较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和笛卡儿的“以太”“旋涡”说,认为二者十分相似,并提出了笛卡儿的学说可能来自张载学说的推测。这一推测,受到了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和我国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见《中国科学》1975年第5期)的重视。译者认为,这篇文章为研究关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价值和影响,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应当引起注意。     

汉长安城饮马桥位置辨误

饮马桥,是汉长安城东去大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关于它的位置,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认为:“汉代的东郭门和外郭亭,在饮马桥以东”,即“饮马桥在东郭门以西”(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他的依据是《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石桥南景兴尼寺”条     

巧设悬念

有些文章,我们每读一节都有收获,同时又有新的疑惑,急于想知道下一小节的内容。这些文章究竟有怎样的魔力呢?我们还是先来读读课文《给予是快乐的》吧。课文回放小男孩吃惊得瞪大了眼睛:“你是说这车是你哥哥白白送给你的?天哪!我希望……”保罗当然知道他希望什么,他希望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但是,那小男孩接下去说的话却让保罗十分惊讶:“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像你哥哥那样。”保罗吃惊地看着这个小男孩,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你愿意坐我的车兜一圈吗?”“当然,我非常愿意。”车开了一段路,小男孩转过身来,眼里闪着亮光,说道:“先生,你能把…     

论《毛诗序》

有关《毛诗序》的问题,是历来使人伤脑筋而又纠缠不清的问题。《四库全书提要》曾概括这一情形说: 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元《寺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注也;以为卫宏受学曼聊作《寺序》者,《后     

范(木亨)籍贯今地小考

元代诗人范(木亨)字亨父,又字德机,其籍贯为清江县,古今并无异议。至于清江当今何地,今人之见,颇显分歧。《辞海》范(木亨)条以为清江即“今湖北恩施”,《中国文学发展史》、《宋元明诗三百首》、《元明清诗文选》、《元明清诗选注》等均同此说。《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范(木亨)条以为清江在“今江西清江西南”,《中国诗话》略同于此。《中国古代诗话选》范(木亨)小传更认为清江“今属湖北”。据《元史·地理志》夔州路施州条:“唐改清江郡,又改清化郡,又复为施州。宋因之。旧领清江、建始二县。元至元二十二年,并清江入州。”临江路条:“唐改建成为高安,而萧滩镇实高安境内。南唐升镇     

汉语方言持续貌助词语源新探——兼与梅祖麟先生商榷

汉语方言里的持续貌助词五花八门,面貌各异。普通话的“坐着”,厦门话说“坐在”,长沙话讲“坐达”,成都话称“坐到”,广州话是“坐住”……。这些情貌助词是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的,还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般的看法是,这些语法功能相同的助词未必有同一语源,并认为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个特点(袁家骅,1983,14)。近年来梅祖麟先生对汉语方言的情貌助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新见,特别是《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一文,搜罗宏富,旁征博引,深入论述了方言中的情貌助词与“着”的同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