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京畿的酷吏

西汉的酷吏，《史记》、《汉书》的《酷吏传》已有精彩描述，学术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汉的酷吏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西汉酷吏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们多活动于京畿地区，尤其是京师所在的三辅地区。这一点却很少有人论及。揭示西汉酷吏在京畿的活动，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西汉京畿制度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对西汉酷吏的认识。     

汉初酷吏政治实施原因探析

自从司马迁著《酷吏列传》后,“酷吏”便以“严而少恩”、执法酷峻而著称于世并成为了历代儒人墨客所攻击的对象。然我们仔细地翻检历史,却不难发现,历史上并非经常连续地出现酷吏群和酷吏政治,酷吏政治出现于历史舞台,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它也仅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而发展到     

西汉酷吏的职能及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西汉的酷吏是十分著名的。近年曾有人撰文指出西汉酷吏是加强专制皇权的工具。可惜语焉不详,诸多问题未曾论及。故为此文,以就教于大家。一西汉的酷吏之所以被司马迁和班固冠以“酷”的恶谥,是因为他们“皆以酷烈为声”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     

论酷吏在汉隋两代的变化及其原因

汉、隋两代的酷吏虽然在执法严峻、效忠国君、治理有效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汉代酷吏的惩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族、奸吏猾民、盗贼和谋反者，隋代酷吏的惩治对象则主要是吏人和无辜者，这种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隋代酷吏刑罚更残酷，执法更偏颇，品行方面污点更多；惩治对象、刑法特点和皇帝个人因素也造成西汉、东汉和隋代的酷吏结局的差异。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为“法治”还是为“吏治”——与《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的一点商榷

《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于“在彼不在此”一句之后注云“在道德,不在严酷”,奠定了后世对酷吏严刑峻法的批评,但是忽略了司马迁为酷吏及循吏这两类官吏作传的目的。太史公以史家之笔直述酷吏的言行,并非为简单揭露吏治的黑暗。结合《循吏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可知,太史公所云“在彼不在此”应理解为强调吏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非前人所云道德。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酷吏列传》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时期酷吏的成败人生。酷吏在汉武帝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更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酷吏列传》是《史记》中的一篇史传杰作,他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汉代的严刑峻法,对汉初时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透过司马迁对酷吏们较为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涵着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司马迁的这种心理并不是自觉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严酷统治,隐含在他的文章中的。     

论西汉游侠风尚

游侠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这一社会大变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发端于春秋、战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到西汉时,这种社会群体在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达到高潮,并使整个社会都染上了重武轻文的风尚。虽然司马迁、班固都曾为游侠立传,但在《史记》、《汉书》之后的史书中《游侠列传》却永远销声匿迹。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史家的疏忽,显然是游侠群体作为社会大变革中的一种特殊产物,已在社会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和影响。探索西汉游侠风尚的形成和演变,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特点。     

从《史记》看酷吏的多重人格特征及其产生原因

对于"酷吏"这个词,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滥杀无辜、滥用刑法、目无王法、嗜血成性的官吏。但司马迁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通览《酷吏列传》,太史公是以多重人格特征将他们定位于历史的长河中。以黄老思想为方向标的大汉王朝前期为什么会出现酷吏?当时的情况怎样?史公对此又持何种观点?本文就这几个主题,从司马迁所述酷吏中来分析。     

出土资料所见的新莽及东汉将军幕府职官

在汉代出土资料中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幕府职官的内容,如西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候丞、卒长、军武库丞等,新莽将军幕府职官有左率、理军、军库长等,东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曲、中部护军、部曲督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事职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汉代军事官制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汉代有多种含义,以往学界多重视其"旧时属吏"的意义,而忽略其他含义。笔者利用文献和汉简材料,讨论了作为"前为官职者"的"故吏"在汉代的政治表现。认为他们虽已不是官吏,但凭借其行政技能,有时仍能参与行政事务。并指出这种"故吏"在汉代有相当多重新为吏的机会,已成为了一种任吏资格。     

汉代“门下”职官述论

汉代的"门下"主要指门庭之下、食客和冠以官名用于特指主官自辟的低级掾属。掾、督、督盗贼、功曹、祭酒、书佐、孝子、偱行、议生、游徼、贼曹、史和五吏都是汉代的"门下"官。"门下"官上承先秦,至汉代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来说,其过程是地位逐渐升高,期间虽一度沉寂,但最终至东汉末年与主官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顶峰。     

汉代“上公”职官述论

"上公"位于汉代帝国官僚系统的顶端,是地位和声誉最高的官。"上公"一词在汉代有三个含义,分别为高于三公的官、类于三公位的官和爵位。"上公"的外延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宋公、卫公、"四辅"以及被特别赐予"位三公上"的大将军和骠骑将军。通过对各个"上公"职官的详细考察,纠正了"上公"职官乃政治花瓶的传统错误观点,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有些"上公"职官并非橡皮图章,反而具有很大的实权,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盐铁论》中的廉政思想

《盐铁论》包含有大夫与贤良文学关于为官哲学的辩论,反映了西汉中期政治中兴利活动导致的官本位哲学,以及西汉士人以儒学为基础的廉政思想。     

汉代的少年郎官

少年郎官作为汉代官僚系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于汉代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在汉代大倡儒学和重视对官员进行优抚的背景下,或以察举、考试入仕,或因父子、外戚为郎,出入禁中,参机要政,入可升迁高级官吏,出可调任地方守令,而且很多人日后成为左右汉代历史命运的权臣。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禀赋资质,影响着汉代历史的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汉代督邮管窥

形成于西汉中叶的督邮监县制,当上承秦及汉初的"都吏循行"。督邮按部刺举,上至王侯、令长,下至乡亭有秩、豪强,无所不纠,而以监县长吏为要。此举标志着西汉已形成了郡县二级地方监察体制。初,督邮对郡守负责,与刺史无涉。但刺史在地方官化的过程中,逐渐左右了督邮。至东汉,郡县两级纵向垂直监察系统得以打通。两汉政治经济之大环境,督邮与郡守之关系,督邮自身之素质,是影响督邮监察效果的三个基本因素。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屯田制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是由秦时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方的假田制演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制度。居延汉简中反映出其时是军屯、民屯共存,军官、田官共管的管理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     

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