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研究述评

本文从传媒时代文学格局、文学生产体制与机制的关系;大众传媒时代文学审美表现上的主要特征;文学写作"欲望化"倾向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写作的"猎奇化"现象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的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     

文学生产范式的变迁与文学的边界——基于对本雅明、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考察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不同路径和方式继承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其中本雅明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论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构成方式及其与大众的关系,为现代艺术发展指明了一个目标,即如何处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论体现出对文化现实和政治处境的关注,预示着有界的文学向无边的文化推进。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到文化的"政治实践"变迁所引起的文学媒介化与文学边界的移动反映了传统文学的惯例、规则遭遇的解构。     

“文学主体论”论争中的“去政治化”策略研究

“文学主体论”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主要围绕三点展开,分别是:人是主体还是工具;文学是受内在规律制约还是受外在规律制约;文学的根本性质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审美的.到“文学主体论”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与政治相区别的层级,即文学具有充分的主体性,使得文学能够并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形成了对于政治的新的超越关系.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悲剧性"审美范式被20世纪中国文学偏狭化的接受为"社会悲剧",成为"五四"和"新时期"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不仅充分实现了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旧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偏狭化"接受,特别是其极端发展的"英雄性"范式,遮蔽了"悲剧性"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从整体上弱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

在巴蜀文学一体化的语境中,重庆文学的特殊性被认为只是四川文学中的一个局部问题。但是当历史出现新的契机,重庆从行政区划上脱离四川再次成为直辖市,人们开始注意到,重庆文学在20世纪中图文学版图中有其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现代重庆文学的发生与重庆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30年代以来的抗战军兴促使现代重庆文学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形成第一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但此后重庆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形象较为暗淡,只有50年代中后期一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群和长篇小说《红岩》较为引人注目。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形成又一次高潮,突出表现在诗歌创作及对国统区大后方文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方面。但重庆文学尚未有效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重庆文学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于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的断想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本是西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产生和盛行的文学思潮。在本世纪20、30年代,它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应当说,它已经不算什么新潮了。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前期,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潮涨潮落,许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思考。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现代主义思潮,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一样,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也是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     

另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工农兵文学对苏区文学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工农兵文学,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学和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的线索是:从"为革命"到"为工农兵";从"个人情怀"到"阶级情怀";从"宣传品"到"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宣传品";从"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到"对文艺工作进行管控";从"群众创作"到"作家向群众学习"。工农兵文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发展以至消亡,是不断摸索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完整的工农兵文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学规范,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的作品产生,所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作为工农兵文学诞生的标志,以毛泽东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是科学的。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念的创新经历了由"政治革命一体化",到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再到"文学"与"历史"融通的多维史学观的演化;在"板块结构"和"选择的眼力"上,近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均有新开拓;"史"与"论"关系的融合在重史料性与史实性基础上,"论"又有其个性特色,这是文学史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新时期文学“人民性”价值取向的嬗变

"人民性"价值取向是一种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映人民的利益、愿望与诉求的文学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新时期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嬗变过程,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彰显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隐匿再到本世纪初的重申的发展历程。     

伪满洲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补订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通俗文学变体发展,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逼仄空间中的新文学,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各种可能;附逆作品充斥文坛.这些文学经验的形成,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还有艰难时世中不甘堕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这些文学经验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对其描述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涉及到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由此将出现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表述.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30年

“文革”之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深感责任之重,写出了“左”禁锢对是非的颠倒、对童心的戳伤。上世纪80年代,民族儿童文学转向儿童多样的审美心理需要,更重视新时代少儿形象的个性刻画。上世纪90年代,作家们从新社会形态来观察和感觉民族生活的变迁,使民族儿童文学表现范围明显扩大。本世纪,面对全球化,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却以冷静的目光审视社会前进,作品呈现出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探求。现代性其实就洇透于民族性中。     

儿童:特殊的文学接受群体

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接受群体，呈现着不同于成人的文学接受特点。个体阅读需要、作品吸引力和成人引导是促成儿童主动的或被动的阅读动机。在阅读兴趣选择上儿童表现出明显的渐变性和群体差异性。形象思维是儿童文学接受的主要思维形式。以直接印象介入作品，从故事层面感知而不以理性去判断作品是儿童文学接受中的主要特点。与成人相比，儿童阅读活动还明显带有感性冲动性，即情感性。     

论"五四"时期沈雁冰"人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以“人”为思维中心,围绕着“人属于文学”的现代观念,从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三维视角来建构他的“人的文学”的现代理论,充实丰富了“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内涵,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一种补充,一个突进。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

以科学方法采录研究民间学的学术活动兴起于“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将它纳入政府化工作范围。八九十年代在全国普查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学三套集成、使采录和研究工作形成热潮，标志着中国民间艺学正走向成熟。开发利用民间艺资源的美好前景和民间艺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危机均令人关注。     

非虚构文学的三个维度

理解非虚构文学应该从新闻、文学和方法这三个维度出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们也把非虚构小说归入新新闻写作,或者称新新闻写作为非虚构小说。同时,非虚构文学还是一种方法,既是一种写作方法,又是一种思维方法。     

论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和"扩张性"——文学思潮的特性研究之一

文学思潮的"特性",即是指只有在"文学思潮"状态下才能得以充分显现的东西.只有当各种因素的"共同倾向性"呈现出容易被人们感知的"群体"样态时,"思潮"的生命过程才算开始."共同倾向性",既表现为"共时性"的各个完整系统之中的各环节或部分,又表现为"历时性"衍化而成的"家族相似"式的纵向现象异变中."文学思潮"的"群体性",既可以是某一特定时期以平行方式排列的集束"现象",也可以是一种现象以跨时空(指不同文化时段)排列呈现为纵向性的"现象"群体.文学思潮的"扩张性"特点,意味着它总体上不是内敛,而是外扩并具有强大的辐射性.由"点"到"面"的变化过程亦就是由单个的"思"之于群体"潮"的生成过程."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最先呈现了某种趋向,潜含了外扩的潜能及被多角度接受的可能性.它首先体现为对存有"小异"的"同质"因素的"吸附",其次表现为对在对抗中日益弱化的因素的"招降"或"改编",同时也相应产生对"传统"因素的"改造"."整合性"是文学思潮"扩张性"特征的重要内涵,也是"扩张性"功能外化的主要策略."整合"中的"呼应性"和"矛盾性"(对抗性),可谓文学思潮扩展历程中最有活力的两个因素.     

网络文学给传统文学带来了什么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信息的数字化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键盘敲击代替执笔书写改变了创作主体的思维模式;网络世界拓展了文学题材的表现范围;文本表达的丰富多样打破了文学类型之问的界限;网络的开放性有利于促进文学的创作与交流。从消极方面讲,浅俗化写作削平了文字的意义深度;具象化写作堵塞了文学的想象空间;传播空间的拓展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纸墨文学的出版发行市场。     

论文学

文学是个非常古老的精神活动、精神形式,但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知却未必真知。加上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学的疆界变得无限开阔,而其自身的界定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问题。而此前的＂形象论＂、＂表现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而需要另辟蹊径,再进行新的界定。新的结论是：从其本源上看,文学是一种高级的魅态文化形式;从其历史面貌上看,文学是个历史性的家族,表现为文学观、特征论、形式定位、流派形态,同时还呈现为杂化和纯化的周期性变奏;从本质的抽象定义看,文学则是象征性的语言艺术,它不以科学和实用为目的,而以想象性超越和诗性的解放为旨归。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危机就是＂象征性＂传统谱系的断裂。     

困惑与彷徨:论新时期文学对阶级斗争人生哲学的艺术解构

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开始形成的阶级斗争价值理念,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极为深刻的政治影响。到了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行,人们对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理性的思考。可以说整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形象的图解方式去再现历史的荒谬以及人性的失落,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自觉,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价值观的转换,迎接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说

大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起始于 2 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倡导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是广东、福建两地的学者。经过 2 0年的研究以及“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产生 ,大陆学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观念———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整个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产生了丰富成果 ,在研究观念、方法、理论体系诸方面有了新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