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没收与没收财产刑的界限及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有两种,一种是具有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刑,另一种是不具有刑罚性质的刑事没收,二者虽然都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范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明显的界限。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刑事没收与没收财产刑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二者现存的问题提出几点立法完善建议。     

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存与废——比较视角与应然选择

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刑法通常规定特别没收制度,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刑法规定了一般没收制度,我国就属后一类之列.究其本质,虽与一国法律文化传统相关,但刑法发展至今日,仍在刑法中保留一般没收财产刑,既与当代社会价值、刑罚理念、刑罚目的相悖,也存在着适用上难以克服之弊端.因而,应对我国的没收制度予以完善,从最终的发展方向看应予废除,并建立相关替代和补充制度,以与当今国际刑罚发展趋势相协同.     

探析没收财产的范围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附加刑。本文从刑法、民法、刑事财产责任体系的协调、法律义务冲突、没收财产的时间等五个方面探析了没收财产的范围,以期为没收财产的立法完善起到一定作用。     

我国的没收财产刑及其完善——从历史考察到现实分析

没收财产刑作为我国附加刑种之一,主要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人财产强制收归国有的方法,来达到刑罚的惩戒和教育功能。但由于立法的粗疏,没收财产刑在司法适用中面临困境,执行情况也不理想,且缺乏监督主体。应完善没收财产刑相应立法和执行制度,强化相应监督,兼顾各方合法利益,达到刑罚应有的效果。     

没收财产刑改良论

没收财产是财产刑中的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在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量刑依据缺乏、量刑标准抽象、适用方式欠妥,应当进一步完善。     

没收财产刑疑难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含义,应当从财产性权利、没收财产刑的刑事责任与财产刑的协调统一等几方面来界定。没收财产刑的具体执行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率较低、执行程序不完善、执行监督不完善等问题。没收财产刑的改革思路包括完善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建立没收财产刑的强制措施、完善没收财产刑的监督机制。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财产刑规定之区别浅析

该文从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两个方面对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关于财产刑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并提出相互借鉴的意见。     

对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反思

没收财产刑作为一种可以剥夺犯罪分子合法财产较重的附加刑,广泛适用于70多个罪名,对重罪、贪利型犯罪及有组织犯罪具有特殊的防卫功能。但事实上当前没收财产刑正当存在的理性价值依托及实践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应进行反思。     

论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

没收财产刑中"财产"不应仅限于所有权,而应着眼于财产权利。"财产"应为犯罪分子履行其民事财产责任、行政财产责任、罚金与特殊没收等刑事财产责任后的"财产"。另外,还需要从时间上予以限定"财产",同时建立夫妻共同财产的非约定分割制来确定共同共有财产状态下的"财产"。     

刑法中特别没收之性质

特别没收是将犯罪所得、犯罪工具、违禁品等与犯罪有关的财物收归国有的制裁措施。特别没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属性,是一种不属于刑罚亦不属于保安处分的独立的财产处置方法。如此定性特别没收具有改变其在我国刑法中的混乱状态以及合理构建其适用的正当程序等现实价值。     

多元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特别没收程序的关系论纲

基于特别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较没收程序所具有的全面性、优越性,特别没收程序的存在备受质疑。但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加缺席审判程序的同时仍旧保留了特别没收程序,这其中不免涉及到对特别没收程序存在必要性的考量。文章分别从目的学、体系学、法教育学三个角度对两程序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外在规则体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没收程序是针对财产的处置,缺席审判程序是对人的处置。为丰富追赃追逃手段,一方面应理顺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梯度关系,另一方面应推动两程序的协调与衔接,打造刑事一体化视域下的多元化庭审模式。     

减轻处罚适用中的一个难题及其解决——兼谈刑法第37条的理解和运用

当法定最低刑为管制时,如何适用减轻处罚,在法律规定上存在漏洞。认为应适用罚金与没收财产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加重了处罚,没有合理地弥补该漏洞。对此难题的化解应导入刑法第37条,给予免除处罚。     

贿赂范围界定的再界定

关于贿赂范围，目前学界存在着“财产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观点。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解释为可以用确定的金钱计算的利益不仅符合贿赂的本质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满足了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要求，应该为我国刑法采纳。     

刑法没收对象之探讨

我国刑法对没收对象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使用的涉案财产的概念模糊而导致侦查机关任意扩大扣押的范围,易于对当事人财产权利造成侵害。本文在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刑法没收的对象应从犯罪工具、犯罪所得和违禁品以三个方面予以具体化界定,并对三类涉案财物的内涵、外延及其划定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性贿赂不宜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分析

我国刑法中界定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二字,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发布了《办理受贿刑案意见》,其中明确财产性利益属于受贿的范围,然而对于＂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并无其他明文规定,这也导致性贿赂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鉴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就是谦抑主义背后的非犯罪化趋势,本文认为可以从刑事政策角度理性分析性贿赂不宜犯罪化问题,这也是笔者的基本立场。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刑法变革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新政”,法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首先修订,在经过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和制定工作后,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该法在法律体例形式、刑法罪名、刑罚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并在法律中确立了刑法礼法分立、罪行法定、法律平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刑法的变革使原有中华法系走向解体,是中国刑法发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启示现代人要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树立现代刑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