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译本为例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观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重要影响;而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以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具体干预.     

误译的意识形态因素剖析——Gone with the wind两中译本案例分析

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领域。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隐形的制约,但其对翻译的具体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选材、翻译策略的抉择、误译,等等。本文通过Gone with the Wind两中文译本案例分析,主要探讨了因宗教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误读以致误译,从而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剖析了误译产生的根由。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

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翻译的《红楼梦》可谓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两部标志性作品。文章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目的对《红楼梦》译者的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从文化、意识形态、译本的编排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从翻译伦理角度看《夏洛的网》两译本的翻译策略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后,翻译伦理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翻译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其活动必定受到一定价值准则的约束或制约。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切特斯曼总结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和"基于规范模式"。本文运用伦理学思想对《夏洛的网》两个中文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此四种伦理模式在译本中的体现,以期为今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开辟一个新视角。     

从翻译伦理角度试析《桃花源记》两译本

近年来,翻译伦理成为翻译理论界逐渐关注的焦点,因此,该文首先对翻译理论的概念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其理论的产生进行简单溯源,帮助读者对翻译伦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且,笔者选择了《桃花源记》的两个英文译本,分别为A.R.Davis译本和林语堂译本,从翻译伦理角度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为今后译本评析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互文性看Gone with the Wind书名的两种英译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文本理论。以索绪尔的符号系统为基础,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种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并尝试从作者、读者和解释者的角度阐释文本。本文拟从互文性角度对Gone with the Wind书名的两种英译进行探讨。     

翻译伦理参照下儿童文学翻译——以《芒果街上的小屋》译本为例

翻译伦理是目前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其理论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翻译伦理为理论基础,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并指出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遵从和选择相应的翻译伦理模式。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通过对扬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两个<红楼梦>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尽管两译本翻译的时期相同,但由于译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翻译目的,而且所处的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时又受到赞助人的影响,使得他们选择和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扬氏夫妇主要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氏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因而最终产生出风格迥异的两种翻译文本.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

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翻译的《红楼梦》可谓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两部标志性作品.文章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目的对《红楼梦》译者的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从文化、意识形态、译本的编排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儿童文学翻译批评新思路——以The Wind in the Willows译本为例

文章以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不同汉译本为例,提出儿童翻译批评新思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文体风格特征和具体翻译策略结合法,文体风格特征以儿童本位论、语篇风格以趣味性为主,翻译策略以异化归化为主,并通过具体实例证明其可操作性,但主观性仍然无法完全消除,更加科学化的批评方式仍需不断探索.     

再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翻译伦理分析“五四”翻译文学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nie Berman)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并认为翻译的伦理就在于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翻译的高潮时期,西方文学作品充当了"他者"的地位,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而大量介入,他们在承认和接受西方文学的同时填补了中国文学的空白,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本文旨在从翻译伦理的角度,以"五四"时期西学翻译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体裁、题材以及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肯定并巩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实践的隐形手

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语码转换,也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问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的交流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因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和操纵力度较为显著,本文试从文本选择、翻译量以及翻译策略三方面探讨了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翻译实践的。     

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反思

“审美”与“意识形态”两者既可兼容也可排斥,把审美与意识形态相融合,使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与文艺的特性相融而在文艺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落脚点;把对文艺的理解从认识论推进到文艺价值论维度,从普遍性层面推进到特殊性层面为止,还不足以构成对文艺性质的完善的认识,必须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向“文艺本体论”、“人学本体论”研究推进。把对文艺形式和技巧方面研究的成果,整合到“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中来,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仔细考究,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和反对者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内涵并没有一致的界定,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后者则认为意识形态是抽象的、具有阶级倾向性的,而且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双方观点也不相同。此外,＂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是双方探讨的焦点。正是这种探讨把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引向纵深。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生、发展及论争

新时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发生以来,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深化、挑战与出路三个阶段,引发了文论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文论工作者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深入探讨。     

翻译伦理视角下《西游记》人物名字及称谓的翻译——以詹纳尔译本为例

《西游记》是中国的四大经典名著之一,它是我国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文学史上也是一部杰作。虽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甚多,但是针对其翻译的研究还是不多,尤其是研究《西游记》翻译的就更少了。本文以詹纳尔的《西游记》英文版本为例,探讨了在翻译伦理的视角下其中人物名字及称谓的翻译得失。     

从“审美反映”到“审美意识”——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

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思想,以"审美反映"的提出为时间起点,以"审美意识"的发现为逻辑起点。其中,"审美反映"提出的初衷,是为着反对"机械反映"的文学观;把"审美意识"认定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以集体意志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同时基于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本真生存方式的关怀。钱中文"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坚持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如果丢掉了审美特性,不足以言文学;人丢掉了审美本性,则不能称为健全的人。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过程,始终以人文精神贯穿。     

从“审美反映”到“审美意识”——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

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思想,以"审美反映"的提出为时间起点,以"审美意识"的发现为逻辑起点。其中,"审美反映"提出的初衷,是为着反对"机械反映"的文学观;把"审美意识"认定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以集体意志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同时基于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本真生存方式的关怀。钱中文"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坚持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如果丢掉了审美特性,不足以言文学;人丢掉了审美本性,则不能称为健全的人。钱中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过程,始终以人文精神贯穿。     

戴乃迭《边城》译本的翻译伦理审视

翻译伦理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突破了以往原作与译作文本分析研究的局限性,对于解释翻译过程中各因素间的关系以及认识翻译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边城》译本文化词翻译的分析,指出译者戴乃迭在尊重和认可中国文化、照顾英语阅读习惯和感受以及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分别遵循了再现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服务伦理,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翻译伦理意义和启发。     

主流意识形态对黑格尔《美学》翻译的操纵——朱光潜译介黑格尔《美学》个案研究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赞助人对译者与译本进行不同形式的严密操纵;同时,译者也通过对翻译对象与翻译方法的精心选择,引进新的理论观点与材料,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坎坷历程与巨大成功,体现了处于边缘的美学著作的翻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中心制约与边缘渗透的复杂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