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法治对人治的批判

法治和人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在人类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而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大讨论也已持续了多年。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认清法治和人治的对立与区别,把握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对于我们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政治文明发展重要的标志:从人治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

人治和法治是人类社会治理与管理中的一对范畴 ,两者相反相成。但是 ,在人治社会中 ,法治只是“人治下的法治” ,因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应该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 ,这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政治文明发展重要的标志:从人治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

人治和法治是人类社会治理与管理中的一对范畴，两相反相成。但是，在人治社会中，法治只是“人治下的法治”，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这是政治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浅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和人治

治国以法治为好还是以人治为宜或两者兼用，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碰到的问题，也是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问题。秦国、明朝、清朝在实行法治与人治方面的做法各不相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一样。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以秦国、明初和清中期法治和人治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既有学术上的开创意义，也有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再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兼论法治社会中人的能动作用

法治与人治是内涵相互对立的概念,要实施“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社会,就必须实行法治、排除人治;法治不等于法,人治也不等同于人。法治并不排斥人的作用,而要积极地发挥人在实现法治社会中的能动作用。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法治优于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与政体的相应性以及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等思想 ,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治人与治国——在失"礼"社会中反思

在国家治理观上,学者们一般争论和探讨的话题都在"人治"和"法治"这两个词上.与此,多为论述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国家治理应当寻求两者的平衡点;抑或是有人绝对的将人治与法治完全分割开来,认为现代社会就应该是法制的社会.这些不同的观念导致了不同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理念的产生.本文试图跳出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观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联系和分析,认为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道不再与人治与法治的分离与合流,而在于治人与治国统一,礼治与法治统一,隆礼重法,身国共治.     

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它表现为对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监督等法治原则的恪守、邓小平在指出人治危害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革建立法制化民主来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关系的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从人治到法制到法治的进步——论我党对法律认识的理论突破

我党在人治与法治方面 ,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轻视法治、重视人治的阶段 ,重视法制建设阶段 ,主张法治阶段。轻法治、重人治是治国误区 ,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加强法制建设 ,主张法治是我党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也是历史的必然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法治优于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与政体的相应性以及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等思想，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 ,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 ,决不意味着取代“依法治国”,不意味着要回到传统德治模式中去 ,而是用社会主义道德更好地和法治一起发挥功能 ,治理好国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所强调的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两者殊途同归 ,其终极的价值目标都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 ,需德法合治     

法治与法制

从法制到法治，是世纪之交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法治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要求我们加深对两个概念内涵的研究和探讨；法制侧重于静态的制度描述，法治则追求法的理念、精神和原则；法制的价值取向不明，而法治则执着地表明和追求其正义的价值。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关系新探--以成本-收益理论为视角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众说纷纭,而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的角度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下,两者的最终价值追求即社会收益是相同的,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在此前提下,德治成本小于法治成本.所以我们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同时,要坚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充分发挥德治的优势,节约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即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的第一保障是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实事求是是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建设现代的需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发展的需要第一系列依法治国理论。     

邓小平法治思想研究

邓小平法治思想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思想源头，他提出的要以法治代替人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法治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法制建设进程，邓小平法治思想对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试论由"人治"到"依法治国"思想的转变

文章阐述了中国古今治国方略中,由古代的“人治”思想到现代的“依法治国”思想的转变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从而进一步阐明在现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过渡的标志。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在诉讼中的贯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重要论述是我国诉讼理论的重要思想。法律调控在诉讼中起主导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道德调节不重要，法律的实施需要德治的配合和支撑。诉讼中所涉及到的法律解释、证据资格的确定和证明评价以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的公正解决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在诉讼中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要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不断提高职业道德修养，要求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树立和增强诉讼道德观念。     

依法执政是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必然选择

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科学性;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理念,完善依法执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依法执政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论法治与文明的内在联系

法治与文明的一体化关系已成为时代潮流，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缺一不可。法治文明对整个制度文明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论“道之以德”与“齐之以刑”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交互渗透、融为一体,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范围的绝大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