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诗”与《桃花扇》——论孔尚任的“桃花诗”及其与《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孔尚任一生挚爱桃花。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桃花激发了孔尚任的创作动机,伴随了《桃花扇》的创作历程,《桃花扇》和“桃花诗”共同成为孔尚任晚年的感情寄托。孔尚任众多的桃花诗作以及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激发并促成了《桃花扇》的最终完成。     

重读《呼兰河传》——萧红人生之思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

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向被认为是"散文化的小说",而人们普遍认为"散文化小说"思想含量小。当我们抛开艺术和历史偏见、成见,在当代的、国际化的文艺理论视野下认真重读经典,会深刻地体会到,《呼兰河传》体现了萧红对人生、社会、世界认识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这表现在《呼兰河传》以整体的象征隐喻框架,蕴涵了古往今来轮回着的苦乐忧喜的人生,而这其实是萧红心中的北中国传、中国传乃至世界传。特别是作品以隐显两副笔墨描画的两个人生系列,交织表现了人对人生无力控制但仍坚韧顽强地挣扎和人的生命自由、自觉、自在的两种状态。此外,作品还对人的精神奴性、东北民俗、民间文化的复杂性做了深刻揭示。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老子与柏拉图对理想世界的诉求——《道德经》与《理想国》之比较

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似乎从人类产生那一刻就开始了。在远古的神话世界里,也有许多关于人类祖先向往理想世界的描述。从"蓬莱仙岛"到老子"小国寡民",再到"世外桃园",中国古代的先民一次次地描绘着自己所追寻的理想世界。从"伊甸园"到"理想国",再到"乌托邦",西方世界的古代先民也在不断地表达着对理想世界的渴望。老子与柏拉图被后人称为中国与西方古代的大智者,他们也对理想世界作了探索。他们在各自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国度。     

涉渡苦海的理想之舟一一重读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

对张洁早期充满理想主义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与之呼应的带有变奏和反常性质的《祖母绿》进行分析,可以从中找到解决张洁女性主义创作的新视角。通过探讨张洁对“爱”的执着与独特的灵肉观,走进张洁创作的隐秘之境。     

文学才情与政治选择——重读《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是他闯入“五四”后文坛贡献出的两部厚重的文学精品。他的创作,本意是为了“革命”,为了救世思想的传播和一种崭新死界观及政治理念的鼓吹。他的“文学”才能多半是天赋的。他是一个政治和文学的混血儿,其两面无法分离:离开了政治,文学的瞿秋白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完整地站立起来;而离开了文学,瞿秋白的政治形象是苍白、孤单,缺乏历史与人格魅力的。瞿秋白一生的事业进步是与新俄国紧紧捆在一起的,他选择走俄国道路,进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事业是历史的选择。在介绍新俄、学习新俄、实行新俄这个大事业上,他是成功的一位。从文学视角披览其两部散文精品,让人最多感慨的是他一颗热血澎湃的赤心以及他展示这颗赤心的勇气与真诚。     

重读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科学启发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研读了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以求反映２０世纪毛泽东对现代体育的认识和对中西体育文化的态度。     

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之死”——兼论如何读书

郭沫若同志在五十年代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司马迁之死》(《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说“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所谓“有问题”,就是说“司马迁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是寿终正寝还是“下狱死”的呢?本文目的不在于想进一步论证司马迁到底是怎样死的,因为限于文献不足,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想通过研究司马迁之死这样一个问题,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更确切点说是如何理解古代历史文献.     

巷与人生——重读戴望舒的《雨巷》

文章通过对戴望舒的《雨巷》的重新解读,表达了作者对《雨巷》这首诗歌的一种解读和认识,并由此展开对诗歌意境进行了探讨。     

都市文明下的人性困惑、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读《梅雨之夕》

《梅雨之夕》是著名小说家施蛰存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将心理分析及内心独白等多种现代主义小说元素糅杂于一体,将都市文明下的人性困惑、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本文在对《梅雨之夕》中人性困惑、人生理想与现实冲突进行分析的同时,对《梅雨之夕》中困惑与冲突之源进行了探讨。     

理想的职业培训与职业培训的理想——评《全球职业培训概览》

由马勇等翻译的《全球职业培训概览》一书于2016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德国学者格哈德·博什和加拿大学者吉恩·查尔斯特在题为“十国职业培训的比较视域:制度、革新和成果”的研究报告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也是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全球职业培训概览》由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6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运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以独特的分析视野揭示了各国职业培训的政策体系、发展过程及其与普通教育的联系,剖析了职业培训的资历认证问题及其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评估了职业培训的发展现状,比较了各国职业培训制度的优劣之处和近年来的革新之举;同时,对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旨在为全球职业培训发展提供参考与帮助。     

“误读”与“反驳”——从傅雷评《倾城之恋》谈起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批评了《倾城之恋》的文学价值,也掀起了四十年代张爱玲研究的热潮,张爱玲则以《自己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从文学思想、创作理念、创作个性、雅俗文学四个方面来讨论这场“误读”与“反驳”,认为文学中的“雅”与“俗”是共存而非对立,创作者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不必拘泥于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学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呈现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局面。     

《废都》与都市消费文化——重读贾平凹《废都》

在消费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分化,面对汹涌而来的大众消费文化热,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文化实践中,面临着采取何样的方式、姿态和立场来适应消费社会的文化特征。贾平凹的《废都》在90年代初出现,表明了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放弃了精英意识立场,率先适应消费文化社会的一种投机和主观努力。     

“悲剧论争”的实质及其悲剧类型——重读马、恩关于悲剧《济金根》与拉萨尔的通信

悲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和现实斗争研究的科学成果,也是二位导师对美学问题研究的科学成果。悲剧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一个大范畴,既包括历史、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因素也包括美学意义的悲剧因素。然而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因素,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中心。     

译海任驰骋 但求“信、达、雅”——《威尼斯商人》朱生豪、方平译本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威尼斯商人》（四幕一场）朱生豪、方平译本在译文内容及艺术风格上的比较与研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赞赏或质疑,强调了翻译创作必须做到“信、达、雅”的重要性     

重建知识分子人格的尝试——重读《儒林外史》

在否定了庸俗卑贱的时代士风后,吴敬梓试图在虞博士身上重建新型知识分子人格:以天怀淡定、蔑视富贵、仁者爱人为基本内涵,以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为哲理基础。然而,这个人格范式既缺乏现实条件的支撑,又不能代表历史进步的潮流,注定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     

不落窠臼 名扬千古——重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岳阳楼记》,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立意新,是文学作品成功的根本所在。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在“前人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文心雕龙》之“势”的辨析与探源

《文心雕龙》研究中许多重大分歧都落脚到对术语的不同理解。所以,弄清刘勰所使用的重要术语的准确含义,就成为当前《文心雕龙》研究中关键性的课题。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