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坐宜卧说“床”“榻”

"床"和"榻"在古代都是指一种坐卧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也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就说明"床"在古代就是一种宜坐宜卧的用具。另外,《释名释床帐》对"榻"的解释是:"长狭而卑为榻。"又     

宜坐宜卧说“床”“榻”

“床”和“榻”在古代都是指一种坐卧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也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就说明“床”在古代就是一种宜坐宜卧的用具。另外。《释名释床帐》对“榻”的解释是：“长狭而卑为榻。”     

汉末米仓道与“米贼”“巴汉”割据

“米仓道”应有较早的通行历史.但是很可能在东汉末年张鲁以“五斗米道”团结士众,“雄于巴汉”的时代方才开始在蜀道交通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米仓道”称谓出现的时代尚未能明确.但是“米仓道”得名或许与“米贼”、“米巫”于“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有关的推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思考这一问题,亦应当注意“五斗米道”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米仓关”称谓应当来自“米仓道”.而“米仓道”和“米仓山”定名的先后尚未可知.不过,“米仓道”、“米仓山”、“米仓关”名号的由来,应当都与“米”有关.     

古诗文中的“啸”

“啸”是人撮口发出的一种悠长而清脆的声音。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这样解释：“啸,吹声也。从口,肃声。”他认为,“啸”是吹气之声,类似于今天的吹口哨。西晋成公绥《啸赋》描述道：“动唇有曲,发口成音。”     

“历史”、“史学”词源探

“历史”和“史学”,今天已是常用词之一,但这两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学本身的产生晚得多.我国史学,至迟在殷商“有册有典”以后便产生了,而“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词,最早却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用于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而成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遂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之专名.这种情况,正是当时史在王宫、史     

“劝百讽一”与“应试误导”

“劝百讽一”是东汉扬雄对汉初大赋的批评:篇末蜻蜒点水般的劝谏与大篇幅铺陈、渲染“亭台楼阁”等否定面相比太轻太少,非但未达到劝谏目的,反而误导当时统治者。结果东汉帝王们竞相攀比,大兴土木之风盛行一时。这种“劝百讽一”式误导,我们在教育实践中也经常碰到。在很?..     

“历史”、“史学”词源探

“历史”和“史学”,今天已是常用词之一,但这两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学本身的产生晚得多。我国史学,至迟在殷商“有册有典”以后便产生了,而“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词,最早却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用于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而成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遂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之专名.这种情况,正是当时史在王宫、史书绝少、史学极不发达的必然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特多,史学空前兴盛,“史”、“史     

遥远的“琴事”

在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古琴应该算是一件有着同样悠久文明的乐器。最早的琴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信史时代的神龙伏羲氏。据东汉著名音乐家桓谭在《新论》中的记载:"神农之琴以纯丝为弦,刻桐木为琴。"也就是说,这最初的琴是神农氏用桐木和蚕丝做成的。只是这种琴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七弦古琴不     

谈“序”

序,即序文,也叫序言,是一种文章体裁,比之如诗歌、小说一样。序是怎样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的呢?要探明缘由,恐怕还得从序字本身说起。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叙,古或假序为之。”这即是说“序”是“叙”的假借字,本字还应该是“叙”,而“序”可以当作“叙”来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用“序”,而东汉班固的《汉书·叙传》却用“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东汉士风中的“禄利”、“名节”之变

<正>士风：士人风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东汉士风历来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从文献材料看，古人对东汉士风一般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理解：一是指士人的个体人格，称为“风格”，如《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目标持”；二是指士人的群体行为准则，称为“士行”、“士节”、“士则”，如称东汉名士陈寔“言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志·邓艾传》引《陈寔碑》）；三是指士人学风，有时称“儒风”或“儒者之风”，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曰：桓灵之间“儒者之风盖衰矣”；四是指士人精神的社会效益，有时称“风化”，有时直接称为“风俗”，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对东汉士风的全面探讨是个复杂课题，不仅是个史学问题，还涉及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诸多内容，其中对东汉士人精神风貌流变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而“禄利”、“名节”之变，当是东汉士风变迁的基本特征及倾向。     

满意不满意关键在“实”

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的时代呼唤,也是现实的使命。作为一个小学校长,如何去应答这个现实命题,既是体现了校长的办学思想,也体现了校长的办学价值取向。"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之任者在师儒,宏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宋史·胡瑗传》)从校长的立场上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简而言之就是办好自己工作的学校,而这所学校应该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实施素质     

学生可否“接下茬”

学生发言要先举手,不举手擅自发言,教师历来持否定态度。对这种“接下茬”的学生很反感,认为这是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北京市杜会科学院上官子木先生有如下见解。教师之所以不喜欢学生“接下茬”,主要理由不外乎是：学生在“接茬”扰乱了以老师为中心来控制课堂局面的固有秩序。其实,学生的“接下茬”是课堂上广泛而充分的交流形式。这种交流显然是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相背离的。殊不知,课堂上的相互交流是极其有益的。从学生方面来看,学生能按教师的“下茬”,这本身就说明他注意听讲了,学生不听…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之再考察

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不是"切割"之"分",是"联系"之"分"和"复归"之"分"。"天"无"意"而"人"有"愿",这是"天人"之所"分",而"天"、"人"皆有"成"有"得",则是"天人"之所"同";"天"之所"成"所"得"是"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而"能参"之"人",则以此"成"此"德"为之所"为"之所"求"的价值原则,故称为"天德"。进而,"人"也是"天"之"不为而成,不求而得"之一,其"形具而神生"而可知"天功"、效"天德",成"王者之政"。由此,荀子对"天"、"人"之间的勾连作出了新的理解,重建了天人关系的学说,在哲学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突破。     

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东汉末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利用宗教作掩护的农民大起义。它有力地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使之临近崩溃的边缘,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战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曾提出四句宗教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动员农民起义的口号。长期以来,对这一口号的探讨,是黄巾农民起义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多数同志认为,这一口号是以宗教谶语的形式来表达农民的革     

“成语”的起源与来源

"成语"这个词最早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朝代是东汉,最先的名称是"成言",历经历史变迁、时代变化,它的名称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了唐宋时期,才真正有了"成语"的称呼和意义。"成语"的来源一直在各个学者眼中都有不同的类型。本文试从"成语"一词的起源、演变角度和成语的来源类型方面进行分析,来更好地认识成语,使用成语。     

“以意逆志”辨

长期以来,对“以意逆志”这一命题的认识见仁见智,有人以为是以读者之意逆作者之志,还有人认为是以作者之意逆作者之志。按照认识论与接受美学的认识,不论是那种看法,其所逆的作者之志都只能是读者阅读图式与文本双重建构的结果,或者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所提供的视野相互融合的结果,这些结果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和时代差异性。因此,这一命题所强调的是文本意义的历史生成性。     

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研究述论

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是自宋以来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围绕黄河在东汉至唐是否安流以及安流的原因学者们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文中对历代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总结与辨析,在此基础上赞同黄河在东汉至唐确实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但应以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重申了部分学者强调的相对安流的两点标准:一是主流是否有重大变迁;二是要考察决溢频次、受灾范围以及受灾程度,其中第一点尤为重要。提出了东汉至唐黄河安流是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支津湖泽分泄多种因素平衡下结果,而唐以后黄河决溢频繁也是水土流失、支流湖泽淤塞等各种因素累积所形成的局面,由此分析了黄河之所以在东汉至唐八百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而不同意过分强调某个方面而试图抹杀其他方面的"单因论"说法。     

“以意逆志”的内涵探析

由"以意逆志"的阐释史和文学作品的解读史可以看出,"以意逆志"这一命题在为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提供方法时,却意外地为作品的多样化解读打开了方便之门。它昭示我们:"以意逆志"必须结合"知人论世",才能建构作者之志,而建构过程中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建构结果也随之呈现出时代差异与个体差异,因而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只能是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啸”萦千古情不散

正"啸"是人撮口发出的一种悠长而清脆的声音。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这样解释:"啸,吹声也。从口,肃声。"他认为,"啸"是吹气之声,类似于今天的吹口哨。西晋成公绥在《啸赋》里描述道:"动唇有曲,发口成音。"吟啸之风俗较为古老,最早可追溯于《诗经》。《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诗经·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这两首诗中,女主人公都是借"啸"抒发遭遇遗弃后的痛苦和愤懑之情。     

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文学表征

汉魏之际,知识阶层处于"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心理焦虑对此期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士大夫"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身份,自西汉武帝以来主要由儒生、儒生出身的官僚以及文吏所承当,东汉后期形成了诸多官僚家族与经学世家二者合一的高门显族。"文人"身份主要由所谓"辞赋之士"、"文章之士"承担,西汉时期主要被帝王宗室所豢养,东汉中期以后这一身份蔓延开来,社会中多有在经学之外还致力于辞赋、歌诗等文章写作以及绘画、书法、音乐创作者,张衡、班固、傅毅、蔡邕是其代表。作为"文人",他们放不下"士大夫"建功立业、做帝王师的恒久志向;作为"士大夫",他们又时时陶醉于雕章琢句、抒情言志的愉悦之中。因此,"士大夫"的"通经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与"文人"抒写个人情趣的"美丽之文"成为两种对立的选择,他们的诗文也就成了这一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