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与自然品藻

盛唐诗人以高人自我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格设计行为，这是真正的以人为中心而以适意为旨归的生存方式。他们在吸取了魏晋名士萧散放达成分的基础上，克服了执“有”执“无”的偏见，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的激烈，避免了生命和心灵受到侵害和纷扰，从人物品藻出发而走向了自然品藻，形成了与魏晋人格形似而实异的盛唐风范。与魏晋风流比，虽然都是“放达”的形态，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盛唐人骨子里的自信，魏晋人灵魂深处的自卑。盛唐诗人的这种特定化生态中解放出来的生命豪情，表现出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觉醒，生成了一种崭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出落成从世俗自我走向高人自我的潇洒风神，进而将这种崭新的士人人格境界转化为山水诗的意境。     

论魏晋“玄心”的超越与境界

魏晋“玄心”是魏晋当时受玄学思潮影响下的那种风流洒脱却又表里如一的心灵境界。它的本质可以概括为自然与精神的超越性,但又有着若赤子般的内在真情。魏晋士人们如阮籍、嵇康以及陶渊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中也融入了他们对玄心的追寻。魏晋“玄心”既是对儒道“赤心”的融合,又是一种超越。     

玄学与隐逸人生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其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深刻影响了魏晋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生选择。使魏晋士人的仕途隐逸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玄学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追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格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论魏晋时期教育的自觉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动荡的岁月里，儒家传统的理想完美人格——名实相符、德才兼备、忠孝双全逐渐解体。面对苦难的现实和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魏晋士人对两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把智慧的触觉伸向了对人的自我存在的价值的探寻。这种探寻赋予了魏晋士人冲决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走向“自觉”。教育也随之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向：由偏重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到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教育走向了“自觉”。     

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观

先秦两汉所建立和崇尚的一种群体人格观,而魏晋士人在生命意识的推涌下追求和建立理想人格———“自然”人格,这是魏晋人以“自然”为哲学底蕴的生命意识所决定的,将“自然”之道在人格生命深处内化为“真”。“自然”人格观的表现为率性而为的真情、深情乃至殉情。     

魏晋玄学与东方士人格

魏晋以前,占据士人格中核心地位的是儒者大力提倡的“士志于道”。玄学的兴起,打破了儒家这种单一的入世文化结构,道家的认知二元分裂给传统士人格注入了新鲜血液,从此成为中国士阶层之人格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东方士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魏晋士人的情感生活

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回归自我，也就必然越礼而任情，因而成为一个多情的人群。魏晋士人丰富的感情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以“重情”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模式。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嵇康诗中透视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主要表现为对长期以来儒教所规范的政治伦理人格的超越,及其审美上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崇尚,于是魏晋士人便把远离尘世的自然山水作为向往自由的精神寄托之所。嵇康作为魏晋士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崇尚清淡玄理,从其诗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人格美、精神美、自然美,这种追求代表了那个时代一大批士人的审美理想。     

自然山水与道家人格理想

本文以为,道家自然人格理想和儒家伦理(道德)人格理想相对而立.魏晋士人发现了自然山水,从而救治了先秦道家人格理想在践行过程中的“病态“.也促成了自然山水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大安顿现世人生的精神家园.这一点在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     

宫体诗：士人功名场上折戟之后转向内闱的浅酌低唱

魏晋以降,士人在乱世中为了全身避害或者因外乱世而产生的鄙薄事功的心理,使他们从“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政治报负中逐渐退身出来,寄情山水或转向内闱。宫体诗便是士人在功名场上折戟之后,将目光转向内闱的一种浅酌低唱。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老庄思想的接受

老庄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对魏晋士人的思想、言行、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士人将老庄的哲学融入自己的人生当中，对自由、生命、自然有了自己的解释。《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体现了当时士大夫在老庄思想影响下的整个精神风貌，展现了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略论傅玄的"直"与"曲"

西晋作家傅玄素以刚直清正著称,但在魏晋易代特殊环境下,其人格发生扭曲,多逢迎机变而少忠义节操.这既与时代思想有关,也取决于他与司马氏集团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儒道结合的二重人格模式.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独特个性

《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奇闻趣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士人百态的画卷,也为我们勾画出了他们玄学背景影响下的独特个性。那些自然的追求、情感的进发、风度的清远和言语的艺术,直到现在都是一面了解魏晋士人的镜子,带着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魏晋的那些人和事。     

谈魏晋玄学"悲为美"之缘起

本文着重探讨了魏晋玄学“悲为美”：的缘起：“悲”从音乐进入文论,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作为贯通审美体验的“悲”、“美”,寓有魏晋士人对生命本体的探询,彰显着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追寻。     

《春秋经传集解》对训诂学的贡献

《春秋经传集解》是魏晋时代一部重要的古籍注本,其训诂视角承袭汉儒,又有所发展变化,注重对历法、地理、人物、礼制的考释,并借此来深入阐释经传;重视探究经传的联系,通过经传相互发明,解《经》说《传》。《集解》释词说句全面承袭汉儒传统,又有所发挥,注重揭示词句在经传中的特定含义,前后勾连,以交代与被释词句相关史事的方式来帮助读者读懂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