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与儒家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论述,分析了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并且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论《伍子胥列传》的悲剧意蕴

悲剧意蕴是在人困难与不幸中展现的人格力量以及引发的怜悯、悲恸和为之动容的震撼与陶冶。司马迁儒道融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他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及他自身的悲剧经历,形成了他的悲剧意识。《伍子胥列传》充满了一种抗争、豪气的悲剧精神。     

论司马迁的生存精神

司马迁具有卓然独立的生存精神－独立的人格与精神的自由。作为人的司马迁，他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眼光、权威的桎梏，还是身处苦难的深渊,都能始终恪守自身独立自由的生存精神。作为艺术家的司马迁，这一生存精神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其写作呈现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另一方面，使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形成了以生存精神为准则的独特的尺度。     

谈《史记》的悲剧精神

司马迁是位杰出的史学家，其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书中写了众多的悲剧人物，在其身上作者将自己的人生悲剧与儒道两家的生命意识，相互融合，孕育了超越生命价值的悲剧精神。     

论《史记》的人格自尊精神及其生成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弘扬与赞颂了那些具有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和重视人格尊严、义不受辱的志士仁人,肯定为维护生命尊严而死,强调要有价值地赴死。《史记》人格自尊精神品格的生成与司马迁本人的特殊精神气质具有密切的关系。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

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以严肃的人类责任心,忍辱发愤,他的一生充满了不可摇撼的坚强信念。司马迁的人格境界是对儒道人格的整合与超越。一方面,高扬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崇高位;另一方面,超越个人悲剧,表现出生命现实人生的救世精神和“忧患”意识。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之光,比传统儒道人格更具有现代意义。     

司马迁的生命体验

司马迁的生命体验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崇高体验、孤独体验、愧疚体验、缺失性体验。《史记》刻画了孔子事业的伟大和人格的高尚、屈原志进取的崇高与气节的可贵、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的烈丈夫抉择和悲剧人物项羽、李广的英雄本色等等，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欣赏之情；《史记》传写了相当数量的孤身创业之士，如商鞅、范睢、苏秦、张仪等，作在叙述其成功的同时，也刻画了他们孤身创业所遭受的磨难对其创业2之初的孤独无助给予了同情；在《虞卿列传》、《季布列传》、《太史公自序》里，作表达了屈辱和不幸是事业成功的动力的观点；传写萧何、曹参、卫青、霍去病时，传和评价矛盾，涉及货殖时，则迥异于同时代儒士重义轻利而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叙述人际交往，讴歌重情重义之士时，鄙视视友谊为工具、缺乏真诚之心的势利之徒，联系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这些倾向、观点和态度其实都是作生命体验的投射。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论路遥的人生经验对其文本创作的影响

路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始终用其全部生命体验进行写作。无论是童年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还是青年强烈的自尊体验,以及中年对人生的真实感悟,都深深地影响着路遥的文学创作。真实而又平凡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路遥独特的精神世界,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路遥的经历和人格来探寻作品的意义,反过来,根据其创作的作品来客观看待作者的经历和人格对其创作的影响。一部文学作品是由它的作者创作出来的,作者是作品生命的赋予者,因而根据作者情形来解释作品情形,就似乎具有必然性。这也是传记研究法的重要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