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重要影响。本文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决定因素,重点讨论了产业集聚、技术缺口与FDI的相关性,并对相关决定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提出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吸引外资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重要影响.本文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决定因素,重点讨论了产业集聚、技术缺口与FDI的相关性,并对相关决定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提出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吸引外资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将地区间劳动力的差异从价格、数量、质量和异质性四个维度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特别是用数量、质量和异质性三个维度揭示地区内部的结构特征,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的FDI区位选择模型,并对2009年我国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对FDI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减少地区内部的劳动力异质性的途径产生的,地区内劳动力的异质性与FDI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则有利于缩小劳动力的异质性。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近年来,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有了很大的发展。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的速度加快,规模增加,投资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泛。但也存在着规模偏小、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福利效应,如增加了资本形成、产生了技术外溢、促进了市场竞争、扩大了就业。提升了产业结构水平,促进了制度的完善等。今后,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经济效应和水平．需要在继续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优化服务业外资结构、加强国内引资环境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国内服务消费水平及加强服务业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等方面多下功夫,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多元滞后分步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1979年～2008年间FDI与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FDI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投资的经验数据

利用省际和行业两个层面数据进行CLM和NLM计量分析,实证研究集聚效应对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绿地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台企集聚和亚企集聚对台湾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外企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台企的投资行为遵循序列选择原则,投资者首先对区域进行选择,然后再对选择区域的省份进行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创新性的采用了新的经济增长指标替代GDP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描述。利用系统GMM方法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微弱的正向作用,且即将超过安全阈值;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依然是一个起到积极作用的关键指标,故而我国应当改变对外开放模式,合理实行对外开放以持续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西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广大中西部的经济增长作用不大。经研究发现,江西省在2002～2005年间FDI的增长率分别为173%、48.99%、27.17%、18.05%;而GDP增长率则分别为12.65%、15.51%、23.18%、15.89%,FDI对GDP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论证FDI对江西经济增长起着较大的拉动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FDI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基于199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且对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有所增强.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     

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技术创新这一命题,国内外的研究都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来检验福建省1990～2004年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技术创新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跨越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从总体上就对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福建省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FDI流动机制及其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产业和空间特征研究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归纳出传统FDI流动机制的研究框架。在分析了FDI流动的新背景后,本文给出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FDI流动机制研究的新框架,并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产业和空间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出跨国公司在苏州投资的一系列投资特征,包括国别来源特征、产业特征以及投资区域特征等。     

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研究述评

西部工业园区引资问题的研究属于直接投资范畴,国内外对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但一直以来,国内对于工业园区引资的研究过度偏重于对其投资环境的研究。鉴于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在经过优惠政策引资、投资环境引资两个阶段后,势必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竞争力引资,今后对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的研究也将朝着引资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FDI的区位选择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兼论中国西部地区的对策选择

FDI区位理论的发展脉络与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制度等多元要素构成的区位优势集决定了FDI的区位选择。我国FDI的区域分布、投资效率、变动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区域制度变迁与FDI强相关。西部地区可通过提高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技术含量、制度创新、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措施有效配置和利用FDI。     

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的引资政策思考

对外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外资政策,跨国公司在华FDI规模不断扩大,外资质量也日益提高,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有利影响,与此同时引资政策的一刀切性质以及地方政府的恶性引资竞争也给FDI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在华FDI状况及相应外资政策,进而就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及外资政策得失进行了评价。     

技术进步、空间竞争与产业区位变化

本文构建了融入技术进步的产业区位一般均衡模型,并据此推导出应用现实数据估计并进行情景模拟的实证模型,在此基础上,以西北地区水泥工业为例,模拟技术进步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探索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塑造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投入要素成本不变情况下,技术进步驱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促进新一轮空间竞争。在长期,产业集聚会进一步增强,并聚集到更小的地区范围。原先市场规模大、产业基础好的地区仍为主要集聚地区,其他地区则更会被边缘化。     

FDI流入、融资约束与出口溢出效应

利用区域间面板数据考察融资约束对于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全国层面总体分析显示,地区融资约束水平越高,FDI出口溢出效应越弱;就地区层面而言,融资约束水平对于东部地区FDI出口溢出效应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具有显著的遏制作用。地方政府围绕FDI展开的引资竞争对内资企业融资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对FDI出口溢出抑制,而地区间引资政策优惠幅度、FDI质量以及技术学习承接能力的差别是造成区域差异效应的原因。     

环境管制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虑了环境管制因素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问题,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中国1996-2008年期间三者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各自的主要影响因素.方程估计结果显示:(1)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目前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存在差异化,具体表现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将对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加剧环境污染.(2)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的促进作用,FDI与环境之间表现为FDI加剧环境污染.环境管制抑制了FDI和污染排放量的增长,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     

政策激励对资本区位选择和福利影响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政策激励对资本区位选择、集聚、社会福利的影响.认为政策激励既不能改变资本的区位分布,也不能弥补地区投资环境中的严重缺陷,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关联地区的政策竞争没有促进该地区福利改善,甚至造成了该地区的福利损失.以往以及现行的地方优惠政策只能是在投资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短期诉求,是对较高商务成本的一种政策性弥补,是一种"反常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诉诸于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体制资本的形成.     

产品市场竞争、政府控制与投资效率

选择沪深股市2004～2008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参照Jorgenson(1963)的古典投资模型、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从企业投资支出模型出发,以政府控制为研究背景,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从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产品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投资效率越高;政府控制的企业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敏感性较低,由此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降低了投资效率。     

网络外部性、专用性资产与网络市场竞争的经济学分析--以中国移动产业为例

本文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中联通与移动的2.5G市场竞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2G时代的竞争中,市场的后进入者中国联通选择与主导厂商中国移动相同的GSM标准为其进入该市场铺平了道路,但同时也造就了联通在以后的竞争中只能成为市场追随者的局面。随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成熟和网络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在向3G过渡的2.5G竞争中,联通选择了CDMA标准与移动的GPRS相竞争,这为联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提供了契机。但哪种标准会占领市场,这将取决于网络效应中消费者对市场的预期以及技术标准对用户安装基础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