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析疑(五) 五、所谓“行人辞令之美”

一些高校文学史教材中均能注意到《左传》中的行人辞令之美,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左传》的作者本着实录的精神,也记下了一些起负面的作用,甚至是丑恶的行人辞令。而论者往往美丑不分,总是从美的角度去加以揄扬。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没有不美的,这显然不符合《左传》的实际情况。本文试从《齐桓公伐楚》、《烛之武退秦师》、《秦晋崤之战》、《吕相绝秦》诸文中,选析一些人所共知的行人辞令,加以辨析。意在提示读者,《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既有其美好的东西,也有其丑恶的地方,切不可美丑不分,甚至美丑颠倒。     

声吻毕肖 情态多姿——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左传》人物语言之妙

《春秋左传》作为一本史书,在人物刻画、语言描写上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从行人辞令、君主之言、谋臣之语三方面入手,分析《左传》在描绘人物语言上的情态多姿。     

声吻毕肖 情态多姿——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左传》人物语言之妙

《春秋左传》作为一本史书,在人物刻画、语言描写上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从行人辞令、君主之言、谋臣之语三方面入手,分析《左传》在描绘人物语言上的情态多姿。     

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左传》记叙了春秋时代列国之间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保存了许多有力而精彩的行人辞令。这些辞令,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而且也真切地说明了政治斗争、社交活动和论辩思维的辩证关系。单就古代散文而言,《左传》的行人辞令,可     

谈《左传》的辞令艺术

《左传》善于写行人辞令，其中的记言文字．有不少是出使它国的史臣专用之辞．这类文字，典而美，博而奥、婉约有致、简洁精练，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这些辞令作用非常：有的一言丧师．有的片言救国，《烛之武退秦师》就是典型的一例。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曹刿论战》与《子鱼论战》比较谈

在世界文化史上,描写战争的作品,最早的莫过于我国的《左传》了。《左传》中所介绍的战争,确乎纵横捭阖,变幻无穷。而号称"左氏浮夸"的文笔,又可说曲尽语言之妙、描述之趣,让人读后余味无穷。《左传》作者选择了最佳视角,生动地再现了数千年前春秋时代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每一场战争。这里所要介绍的是发生在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和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左传》行人辞令艺术探析——以成公为例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史在文学上的成就向来为世人所称道。这主要归功于它的语言,尤其那些出使专对辞令。通过对《左传·成公》行人辞令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行人掌握并运用了丰富的交际语言技巧,不但能达到预期目的,甚至能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效应。同时,行人辞令对后世的礼仪文化、文体及语言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鲁国“公室”考

多数学者将《左传》中鲁国"公室"之"公"理解为国君,并与《左传》称呼鲁国在位国君之"公"混同。考察"鲁侯""鲁公""公室"等词在西周、春秋时期的用法,发现"公室"之"公"与《左传》称在位国君之"公"无关,把"公"理解为过世的国君较为妥当。"公室"是鲁国历代因袭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合体。它属于整个家族,不单独属于家族中的任何个人(包括国君)。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应是“同行十二年”

人教版教材《木兰诗》"同行十二年"之"行"未注音,笔者以为应读háng。"行(háng)"是古代军队的一种编制单位,每行二十五人。"行"这种意义曾长期使用,如:"郑伯使卒出,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左传.隐公十一年》)"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国语.吴语》)冀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杜甫《兵车行》一诗中有"行人但云点行     

比较《左传》与《战国策》的外交辞令——兼谈春秋战国的社会心态

春秋、战国之际正值社会激烈动荡与变革之时,它造就了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促成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勃兴;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名的历史散文。而尤以《左传》与《战国策》成就最高,堪称先秦历史散文的双璧。两书忠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期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和历史变革的进程;体现出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所赋予行人、说客的不同使命。《左传》优美的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纵横飞扬的游说辞不仅有着巨大的文学价值,更能体现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情绪,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     

《左传》的行人辞令美:利、礼、德的和谐统一

该文例举了《左传》的几个描写行人辞令的精彩片断，对其中的行人辞令进行了美的归因和剖析，试图归纳总结行人辞令美的范式是利、礼、德三者的和谐统一，并希望通过挖掘发扬这种艺术之美，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使这种价值能对当今的外交辞令和交际辞令有所启示。     

意义纷纭话“行李”

“行李”是古今通用词,它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指出行者所携带的衣箱、铺盖等物”(1989年版《辞海》)。而在先秦时期指“使人”或“行人”,即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杜预注:“行李,使人也。”又《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行李,行人也。”又写作“行理”,《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即掌管聘问、接待宾客的使者。     

论《左传》中子产的外交辞令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富有文采的历史散文巨著。在外交辞令的整理方面,记载了大量文采斐然、美不胜收的行人辞令。子产春秋时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也是《左传》作者着墨最多、叙写最详的形象。本文重点从《左传》所载子产的外交实例中,总结了其外交辞令的特色。即刚柔相济,灵活多变,从容典雅、简约精炼而又字挟风霜,以礼德辩驳,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     

论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的原因

唐代初期,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五经正义》,在编撰《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对《左传》极为推重。表面看和学术发展有关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迎合唐太宗的治国需要和个人需要。其中个人需要和"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释“衣食所安”的“安”

正《左传·庄公十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各家对其中"衣食所安"中"安"都解释为"安身"或"养生"之义。晋代《左传杜林合注》卷五林尧叟注:"衣食二者,虽吾身之所安,弗敢自专其有,必以分与人之冻馁者。"明代陆粲《左传附注》卷四孔氏正义:"衣食二者虽所以安身然,亦不敢专已有之,必以分人。"2002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李炳海老师编排、注释和点评的《古文观止》一书中,将"所安"解释为"使人安逸的东西"。现今大多数中学语文教     

"歌《诗》"艺术的审美效果

《左传》中的"诗以言志",指西周至春秋时士大夫在朝聘、盟会、享燕、祭祀等场合中,常常或歌《诗》、或赋《诗》、或诵《诗》、或引《诗》言志,微言相感。考诸《左传》《国语》中所载的歌《诗》事例及二书中所载的音乐理论,歌《诗》艺术有三个方面的审美效果:"美其声";"‘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     

《左传正义》主杜预不主贾服议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以杜注为本,不取贾服者,究其根本,乃贾服杂取《公》《榖》说经,正杜氏所谓"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适足自乱"者也。六朝春秋学《公》《榖》尤盛,唐初《五经正义》《春秋》以《左氏》为正,自不容贾服自乱阵脚。杜注训诂多本贾服,地理多本马京,更能"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即采《公》《榖》,亦能合于《左氏》义例,正足固植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