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看国家民族观之嬗变——从《大义觉迷录》说起

《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因曾静投书案所作,内中存有大量雍正关于本朝统治中国合法性的辩护词,而其背后支撑这种辩护最深层的理论动机就是对"华夷之辨"话语权的支配。考察作为文化观念的"华夷之辨"的渊源与近因,可以分别从儒家经典与现实的教育实践中窥见端倪。"华夷之辨"在中国各民族的交流史上一以贯之,占有重要地位,理性对待"华夷之辨"是正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关键。     

金代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经常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巨大的思想负担。金代统治者对待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有着独特的演化,表现在实施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来淡化＂华夷之辨＂思想,对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

在朱舜水居日时期,其华夷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突破传统华夷思想的观念束缚,把在东亚传统族群谱系中被视为"夷狄之国"的日本视为"域外中华"。但与此同时,他又坚守华夷思想固有的陈见,视满清为夷狄,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幸沦为了"夷狄之国"。这样强烈的认知对比,体现出其华夷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围绕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对于东亚近世华夷思想的演变之梳理,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华夷之辨"综述

源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代得到确立,此后便一直存在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之辨”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所以本文对“华夷之辨”形成时期以及它的演变时期的研究做了具体论述,之后又论述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具体事件。     

近代以前的日本与朝鲜——以“西蕃观”与“朝贡”为中心

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别华夷,只是以强硬手段控制朝鲜半岛,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朝贡。这种外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从强力控制性朝贡转变为正常性朝贡,最后又演变成观念性朝贡。     

董仲舒华夷之辨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华夷之辨思想以文化--特别是礼、义、信等德目作为划分华夷的标准,主张华夷可以互变,为民族大融合扫除了种族上的障碍.他坚持华夷的等级性,强调华尊夷卑,但华夷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都是王的臣民,因此他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注重以修文德的方式使四夷来归,反对武力征伐.其思想随着儒学的独尊,成为汉朝主流的民族思想,影响着汉朝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对中西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因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他大胆否定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全面学习,从而使其思想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开启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     

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论日本对“华夷秩序”的冲击

“华夷秩序”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儒家传统文化和亚洲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秩序下,中国周边的各朝贡国长期以来自觉地遵守朝贡制度。然而,这几百年建构并逐步巩固起来的“华夷秩序”,在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的不久后被打破。日本以朝鲜、琉球为突破口,一步一步冲破了“华夷秩序”,并最终掀起了一场侵略中国的狂潮。     

由《史记》看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史观

"大一统"最初是《公羊传》阐发的一种儒家思想,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史学观,他在《史记》中运用大量历史事实诠释了"华夷有别""华夷同源""华夷一统"的民族"大一统"史观,对巩固历代统一政权、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一统具有重大意义。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公》《谷》是史家——先秦史家研究之四

“史官文化”的含义首先在于史官对中国文化的承担性，在中国，专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义”，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礼”的支撑，一是“天理”的铺垫。礼与天理可以说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两块基石。人们一般并不把君主看作是法律的象征，而是看作札的标志，所谓民本并不是以民为本位，而是以民为手段。在本位的意义上，民本的实质恰恰是君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华夷之辨这个问题，并对之作出深入思考的恐怕不是儒家，而是史家。     

儒学演变的动力和意义生成模式——以许衡、丘浚治世思想为核心的研究

通过对元代许衡和明代丘浚治世思想的研究,认为儒学演变的动力和生成模式其实是一个立体化的模式,儒家的治世思想是其发展核心动力,所谓"治世"不仅指的是主体自身的物质改善的不断提升,而且还指儒学的超越性、包容性以及开放性,它不仅超越地域文化的阻碍,而且还融合了种族之别,超越"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延续外向辐射。这个模式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神道设教,二是世风浸润,三是知行践履。研究儒家的演变动力和意义生成的立体模式有助于当下的文化传统重构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王者无外:论唐太宗的华夷观念

大一统局面下,唐太宗自觉践行儒家的王道理想,其华夷观念具有开放与内敛的双重特征,在国家共同体发展史上实现了三点突破:其一,消解以"长城"为象征符号的族群区隔意识;其二,扬弃自古贵中华贱夷狄的种族观念;其三,自知帝国边界的有限性,严格自律,以期实现"王者无外"之"太平世"的愿景。他的自信包容,是胡汉混血气质和天下中心主义的彰显。基于王道担当和历史兴亡之感,他讲诚信、施文德、慎终、知止,终于缔造出唐朝盛世繁华。但唐太宗君臣在夷夏问题上的反复,却体现了族群生存状态的深层焦虑,说明族群自我认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王植彬，魏沧波一“夷夏之辨”和华夷一家”“华”和“夷”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远古时期，中华大地生活着民、胡、夷、蛮四大部落集团，他们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先祖。那时，华夏族还没有...     

燕、中山与北方文化圈关系补论

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圈"中的中山、赵北和北部的方国部族不可和"燕文化"合并,更不能用"燕文化圈"来代替"北方文化圈",燕文化圈与北方文化圈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同的概念。自西周中期到战国,燕文化已经和中原文化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燕文化应该属于北方文化圈中的一支独立文化。相反,中山国文化与中原文化有趋同的趋势。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受到华夷观念的影响,华夷观念和华夷关系具有主观性,这两种观念都不适合作为现代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视角。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道光年间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仍然具有体系封闭、华夷观念浓厚以及重农轻商等传统特征.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经过经世致用派人物自觉或不自觉的探求,经世致用思想逐步实现了体系的开放、华夷观念的突破以至淡化,并始倡兴利求富.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

韩愈排佛,主要是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在佛教的宗教层面上反对佛教,很少涉及到佛教的义学即心、性等理论方面。韩愈与僧人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唐时代排佛最猛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韩愈排佛却在生活层面上与僧人交往的这种矛盾性是在佛教从宗教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影响传统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华夏文明逐步容纳吸收佛教的进程中展开的。韩愈作为这个进程中感受冲击剧烈,表现也极为活跃的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争议也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