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家庭教育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 ,其特点是家族的长辈广泛参与对子弟的教育 ;幼儿教育和妇女教育都受到足够的重视 ;教育方式多样 ,既有言传、身教 ,又有用文字著作进行教育等形式 ;教育内容广泛 ,包括学术文化、科技艺术、实用知识、道德门风等方面。当时的家庭教育在青少年的素质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战争频繁，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不断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由于淮河流域是南方政权坐保江左的屏障，战略地位重要，故每当战争间歇之际，南方政府即采取绥靖流散、放免战俘、赈贷省役、兴修水利、专委农功、兴办屯田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至于刘宋前期出现了“缘淮岁丰，邑富地穰”的景象。这些在战争频繁的特殊形势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也是一笔值得记取的历史遗产。     

东晋南朝士兵军服保障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士兵军服由官府供应。在中央机构中,由尚书右丞和度支尚书负责士兵军服的筹措和供应,军中则由录事主掌此事。中军和外军在军服标准上差别很大,各军丰同一颜色的军服。此外,由于制做冬装耗资巨大,故而士兵多无寒衣,这往往导致南军在冬季作战的失利。齐梁以后,随着布区价格的下降、兵制的变化和统治稍加重视,民政部有所好转 。     

东晋南朝定都建康述论

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定都建康,二百七十余年间仅梁元帝都于江陵三年。建康之所以成为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不仅由于它在地形、经济、交通等方面具备了建都的基本条件,更由于它在南方政权的整体局势中具有多方优势。孙吴建都的历史留予建康丰厚的都城资源,而建康的攻守形势又充分符合东晋对于都城的需求。由此,建康的战略地位使其再度成为南方政权的中心,并在东晋南朝的递嬗中巩固了它作为都城的正统地位。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由低级士族跻身一流甲族的本质原因是：善于乱世立身；维护皇权；揉合儒玄；在婚姻上攀附皇室和一流高门等四个方面     

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之际,承汉末经学虚伪矫饰端绪,文化思想领域“儒学独尊”一统天下格局崩坏,魏晋风流,士风激荡,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重构。处于儒学式微、老庄方滋文化氛围下的曹魏西晋士大夫,由于深受儒风濡染,更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儒学观念已固化为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故而,其时文化精神的重构不免陷于儒道双栖的两难之境,体现出傍徨不定的矛盾性。永嘉乱后,南北对峙,文化分途。北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学趋盛,东     

东晋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响

承西晋末年之乱,东晋南朝的流民问题格外突出。这些流民来源有二：北民南迁和东晋南朝内部流民。为解决流民问题,南朝政权或遣返流民,或赈恤灾民,或侨置郡县,或实行土断。流民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侨居江淮之间的流民武装构筑了东晋南朝南方的安全屏障;北方流民构成了东晋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流民也促进了门阀势力的壮大,巩固了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     

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它为唐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试论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以抚为主；第二阶段是元嘉后期，大规模伐蛮；第三阶段，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对腹地蛮夷加强了征伐。对腹地蛮夷的讨伐是逐渐深入的，从元嘉末年至萧齐末期，以讨伐长江中游的蛮族为主；梁陈则主要征伐岭南俚族。征讨重点的转移实质上就是六朝政府的开发行为从长江下游向中游、再向岭南的梯级深入的过程。     

东晋南朝墓志俗字及其成因探析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中存有大量异体、别体与通假字等俗字。据其结构与形体特征,可分为三类：增减和改变笔画类,增减和改变构件类,构件移位类。墓志俗字的产生,是受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书体演进、前代俗体写法、书刻者自身因素等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疆域及其分析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诸多的中原王朝外拓乏力而彼此之间的内竞无有休止.外拓乏力,则中原王朝的总体疆域范围呈现收缩的态势;内竞不止,则各别政权的疆域盈缩、疆界变动极为繁复.分析由于内竞而不断改变着的政治地理版图,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对立政权之间的征伐与争战是疆域变动的直接原因,地理条件的限制作用决定着疆域变动的走向与幅度,正统观念影响了疆域变动的若干特征.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农业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秦以降历代对交趾地区的开发,推动了交州农业的发展.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士民南迁的局势和内地的有力支持则使这一时期交州的农业趋于繁荣,农作物的栽培和农业生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比较研究

家学肇端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昌盛。由于时代的变化,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家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家学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家学内容由专经而博通,教育对象由开放而封闭,家学主体由单一而多样。此外,两汉家学为官学的有益补充,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学则成为世族文化教育的主体形式,承担着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

东晋南朝时代 ,侨州郡县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侨州郡县是相对于原州郡县而言的 ,然而侨州郡县系统与原州郡县系统并不能够完全对应起来 ,原州郡县一经侨置 ,即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侨州、侨郡、侨县设立后 ,也并不稳定。至于当地州郡县 ,由于侨郡县的插入、迭置以至混合编制 ,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也就是以《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为代表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中的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举例

东晋南朝墓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主要是与墓主籍贯、婚姻、仕宦、爵位及葬地等相关的历史地名。墓志所载的历史地名,不仅有助于补充、核实与纠正相关文献记载,而且有利于深入认识和判断东晋南朝的某些历史地理问题,如侨置与"土断"等。此外,解读墓志地名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六朝士族政治、婚姻等研究领域的拓展也不无裨益。以南京出土的6方陈郡谢氏墓志为例,墓志地名集中反映的诸多情况,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整个六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     

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论略

集市贸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可谓是在动荡中发展。总的特点 ,一是南方集市贸易发展步伐加快 ;二是新型集市———草市的出现 ,使集市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 ;三是边地互市多样化 ;四是都城集市呈畸形发展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