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参政的新思考

虽然女性参政权在法律上得到普遍认可，但女性并未能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力。本文通过分析制约女性参政的因素，提出了一些扭转女性参政不利处境的策略，即充分认识女性参政的重性；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保证一定的女性比例和名额；解放传统性别观念；调整以男性为中心的干部选拔标准；培育女性大众和女领导干部的性别意识。     

对当前我国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政治权力,又称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具有的领导力量和支配力量,“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在我国,政治权力与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政治权力是否建立在良性运行基础上,是否合乎法律,符合公众的意志,能否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是保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保持政治权力对整个社会执行普遍约束和控制,以实现国家职能,保持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经济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等原因,是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设想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②,“普遍吸收所有的…     

中央苏区妇女的参政特征

中央苏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苏区妇女参政呈现出参政主体的多元性、参政范围的广泛性、参政途径的"双轨"模式和现代参政意识的建立等特点.在占有充足史料的基础上,总结苏区妇女参政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成因,探寻历史经验,以期对当今妇女参政问题的研究有所借鉴.     

谈谈加强我国县乡两级权力机关问题

多少年来,我国县乡两级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中是一个薄弱环节,被群众称之为“橡皮图章”、“二线干部安置所”、“养老院”等。近几年来,虽有所加强,但仍不尽人意。这种状况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不适应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尤其是我国县乡两级权力机关是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因而,加强县乡两级权力机关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有其重大意义。本文拟就如何加强县乡两级权力机关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妇女代表比例"法定化的合宪性探讨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中妇女代表所占的比例有违宪法平等原则和民主选举的基本精神,并且不符合被选举权的内涵的一般理论,在操作层面上,民主选举也不能保证选出法定“数额”或“比例”的妇女代表.为了保障妇女的参政权,国家应努力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促进男女平等发展,为妇女充分参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浅析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失范

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把权力移交给人民代表和公职人员以后,以权力腐败为突出表现的违背权力道德的社会问题仍难以避免.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对公务员的道德失范进行治理.     

微博社区中的网络结构与权力分配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网络权力.与传统语境中的权力不同,网络权力是通过微博、论坛等新媒介对他人产生影响达到预期效果的能力.网络权力的载体是话语,其本质是理念和价值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本文以微博为例,分析网络权力问题.研究发现,网络权力产生于“身份——权威”的整合体,现实社会中的身份特征和个人通过观点表达建立的声誉成为网络权力产生的双重来源,这使微博权力结构呈现出阶层化特征;另一方面,微博热门话题的形成过程又是网络权力流动的过程,实现着权力重组与分配.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基层“微腐败”治理路径探析

基层“微腐败”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也是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亟需破解的问题。当前,基层“微腐败”呈现出涉及面广、隐蔽性强、贴近群众等特点。基层“微腐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影响人民对党信任、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容易诱发集体腐败。基层干部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较为薄弱、基层权力监督制约相对乏力是基层“微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效治理基层“微腐败”,需从加大惩治力度、强化权力监督、抓好思想教育等维度入手。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探源及对策思考

“递延权力”腐败是一个新动向。它是从某一公共权力中延伸出的领导干部身边人的一种不具实质性、不具合法性的附庸权力 ,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寄生性特点。宗法族制是依靠血缘亲情网络联结而形成的组织形式 ,其基本原则是互助和亲亲。它在当代社会的余墨深深地浸染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根源就在于此。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交往面的扩大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制泛化 ,它的互助和亲亲原则也在泛用 ,使得“递延权力”腐败范围更大。中国社会传统的做法是以道德遏制“递延权力”腐败 ,这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防”的作用。此外 ,我们应鉴国外经验 ,加强各项反腐法律制度建设 ,遏制血缘关系的递延权力 ,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     

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主体

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同时人民群众也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直接行使社会主义公共权力;与执政党的“意志转换”的间接执政方式不同,“意志委托”模式是人民执掌国家权力的主要方式,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终极主体,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直接主体,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客体、或是把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等同为同一执政主体,混淆两种不同的执政方式的特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偏颇的。     

逃不出的樊笼——解读魏晋时期的女性参政

魏晋时期女性意识张扬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她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和对妇女与政权力的维护。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各阶层女性的参政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得以与政,既有前代遗留的习风旧俗作铺垫,也与当时的政权结构、民族构成、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等现实因素直接相关。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参政与男性主政并无两样,它终究无法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无法改变社会权力体系的父权制属性。     

“以德治国”主体浅论

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管理理论上的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在“以德治国”的实践中,能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道德建设过程中能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是搞好“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关键,它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也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以德治国”成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自觉形式。其中,每个公民都是道德建     

当前权力腐败的诱因及对策

腐败现象已成为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而权力腐败既是人民群众最大不满的根源 ,也是改革、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正确认识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 ,是关系到能否根本消除腐败的关键。反对权力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 ,既要治标 ,又要治本 ;要从根本上预防、杜绝权力腐败的产生     

论权力文化与民主政治

我们从权力文化概念的角度出发 ,考察中、西方权力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 ,认识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文化的性质、产生相应民主政治的规律 ,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民主政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中国妇女参政权问题分析

妇女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成员，起初却没有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维护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并且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妇女维权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历史、传统的不同，有关妇女的参政权之规定也不尽相同。我国应发现其中较为成功的做法，制定正确政策，保障中国妇女的参政权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呈现出参政主体多元性、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加快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以及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政——透视民初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窗口

参政是妇女法律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初兴期、短暂沉寂期和勃兴期等几个阶段。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提高了妇女在婚姻、人格、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地位。封建传统文化、妇女自身意识以及民初法律自身的局限性等制约了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因此,改变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提升妇女文化素质、实现妇女充分就业、加强参政制度建设就成为新时期改进妇女参政运动的必要措施。     

如何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群众史观部分讲解的商榷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由来及人民群众的内涵,人民群众是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具有主体性的大多数人;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表现,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方法论意义,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及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挺立。     

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初探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担负着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教育的任务,历史要求无产阶级发动民众,建立一个新型的高效率的国家机关。怎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力,防止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继承者所关注的,关系革     

关于国家“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及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从比较中看中国历史上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渐近性过程之一

<正> 中国历史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分歧不小。早之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就产生了最初的国家,晚之者提出春秋时期才出现城市国家。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同次生的阶级和国家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系统,二者各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存在的根据。“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