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以县制为例

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是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和结合为主轴进行的,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前后期三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开始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历程,但不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建立起了一套从省到邻、闾的严密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后期推行“新县制”,建立地方自治与国家行政相结合,自治与保甲制度相结合的新县制。但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新县制”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厄运。     

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演变及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依据《建国大纲》,其地方行政制度最初采用省、县两级制。自1932年8月开始,国民政府在省县之间逐步推行一种行政督察专员制。该制实行初期按“剿匪”区和非“剿匪”区双轨运行,至1936年10月才基本实现统一。此后的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又对该制做了一些调整。直到1949年底,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失败,该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该制的演变过程可见其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政治目的明显,军事色彩浓厚;其二,既违背《建国大纲》,又附会《建国大纲》;其三,从未实现全国一体化,实行区与未实行区始终并存。这些特点说明,该制系国民政府因特殊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全国部分地区推行的一种介于省县之间的地方行政制度。     

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英国具有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家”。从早期郡区制、自治市制度、地方法庭制度和治安法官制度的形成,到英国地方自治主体逐渐规范和三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再经过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的地方政府改革,使英国的地方自治体制中蕴含着更多地方治理的内涵,并使当代英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静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前期宁波地区的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企图通过推进地方自治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总体看来,浙江省是在中央法律框架内实施地方自治,而宁波地区各县又是按照省令行事。从1928年起,宁波地区各县的区和乡级自治组织次第成立。由于制度设计与基层社会脱节,加上经费和人才的缺乏,宁波地区的自治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问题百出,成绩也乏善可陈。这表明来自上层的自治制度和地方社会的融合仍然有待加强。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省厅督导县政制度的施行及其弊端

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在地方制度上主要实行省县二级制,目的在于通过省厅监督和指导县政,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这种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严重的诸多弊端,造成县政政务废弛,纠纷不断,以致最终造成县政乱作为和不作为。此制之所以产生如此不良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地方政治不良,二是县政制度设计存在弊端。国民政府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督导,从根本上来说无法解决省县政府运作机制的规范性和实效性问题。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在安徽的基层行政改革

1928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安徽的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地方自治试办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重新厘定县等,改订县政经费;编查户口,划定县以下自治区域;加强自治地方官员选拔考核,查处贪污腐化;成立指导自治的专门机关,开展自治事项。在保甲制推行阶段,安徽省基层行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重新划分基层行政区划,编制保甲;二是县府工作重心由筹备自治转为＂保甲＂、＂自卫＂;三是分区设署的推行。从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在安徽的基层行政改革并未实现预期的目的。     

抗战时期对外国人入康活动的管理

对抗战时期（1937－1945）外国人入康传教、游历、考察等活动史实列表梳理,并进行统计分析。结合晚清和民国时期对来华外国人管理的相关内地游历护照、签证制度,利用入康外国人记载及相关档案史料,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川康地方当局对外国人入川康游历实行战时特别政策、采取派人派员随行保护、加强管理的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国民政府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缘由探析

省制改革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面临的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国民政府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改革的缘由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趋向过程中的必然;其次,为了消除现行省制中的流弊;最后,国民政府及其内外精英分子的推动。     

甘孜藏区叛乱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藏的影响

甘孜藏区,是康区的主体和核心。历史上康藏一体,现实中康藏相通,地缘 上康藏相联。康稳则藏安,康乱则藏危已成史训。年,由甘孜藏区叛乱影响到周边地区尤1956其是西藏,再次表明了康藏关系的微妙之处。个中缘由,发人深思。考察其史实,探讨其原因,对进一步研究康藏关系,于当前和今后的藏区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意义。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简析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查专员制度存续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自1932年开始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下用相应的简称)对省县两级制作了实质性的修正。专员制虽然有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也不被《五五完草》所承认，但仍然得到实施，在于该制弥补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不足，满足了蒋介石扩张势力、掌控地方的政治需要，并且执政根据该制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相应地对有关措施作了调整，使之富有弹性，能更好地发挥政治作用。     

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范教育述论

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和树立建国基干的需要，对战前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并重建了高等师范教育。针对国统区出现的“师荒”和为实施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国民政府发动了推进师范教育运动。战时的师范教育较战前有显著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但存在着严重局限性。     

民国初年的省制改革

以往对民国初年省制改革的研究,大多拘泥于机构设置的现代化或军民分治、缩小省区等枝节性问题,因而不能正确认识改革的意义与失败的原因。事实上,那场改革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在于对各省与中央的关系及省之行政运作的探讨：省制改革草案的设计不仅考虑到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和各省对中央的制衡,还考虑到省之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与联系,并试图对二者的运作做出合理的安排。但是由于时局、民众的心理传统和自治能力的限制,这些有益的探讨皆未能落到实处,致使如何安排各省与中央的关系以及省之行政运作这两个问题遗留下来,仍成为当前省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文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讨论了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认为清代土司区变动过程反映了清朝在"家,国"认识问题上的转化过程,国家权力与秩序调整的核心是土司区的自治必须绝对服从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王朝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内忧外患决定了我国土司区的变动乃至是否消失.     

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黄天华专著《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出版

<正>西康改建行省是近代中国边疆政制建置史上非常典型的个案。清代在西康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清末为了因应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该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并一度筹议设置西康行省。辛亥革命后,由于北京政府的无力和四川的内乱,加之发生了两次康藏纠纷,使得该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的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处理西藏问题,国民政府积极扶持刘文辉进行西康建省。1939年元旦,西康省终于正式建立了。此后,西康地区的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见,西康建省     

近30年来民国地方政权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学术界对民国地方政权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地方政治制度、地方自治、党政关系、县官群体等方面。在地方政治制度上,学者对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的国家体制、地方制度以及社会变迁作了详尽的探讨,学术成果显著;在地方自治上,学界主要是对省自治和县自治以及自治的步骤进行了探究;在党政关系上,主要是研究党权弱化于政权的变化过程,并讨论了此种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在县官群体上,主要考察了县官的任用程序、奖惩办法和薪俸待遇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不断发展,民国时期地方政权的研究也面临着资料收集困难分析不够充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