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朝建国之初,在军队编制上,自京师至地方皆立卫所,明中后期卫所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一个阶段,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共裁并卫所一百九十一个.其中,康熙元年、五年、七年和十七年是卫所裁并的高峰.卫所裁并较多的政区是江苏省、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广东省与湖南省,康熙五年福建省与广西省卫所全裁,康熙十年贵州省的五个实土卫所被改置为县.这一时期的卫所裁并为之后大规模地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逃军问题初探

军事一直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明朝也不例外。明代开国以后,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又实行世袭军户制度以保证军源的充足。然而这一切并未使得明朝军士逃亡现象有所减弱,军士逃亡一直贯穿明朝始终。本文拟就明代军士逃亡的现象,原因以及军士逃亡去向,作一番探讨。     

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续)

金山战役是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设置卫所的重要分界线。金山战役前,明设置卫所主要局限于辽南地区。金山战役后。北部强敌纳哈出残余势力被消灭,明朝辽东防御体系向北向     

明初黄河三角洲军事移民问题

明朝施行让士兵以军营为家,世代为军的军户制和戍边、屯田并重,军户固定于某一卫所,以及因此而衍生的清军、勾军制度。强迫军士在服役卫所世代为军,使得大部分驻卫军士逐渐演变为当地居民,成了事实上的军事移民。军户制本身以及清军、勾军被抓的壮丁和战争及勾军产生的大量逃兵,也都以不同形式成了某地的移民。黄河三角洲腹地惠民县的一些村史和谱牒证明了军事移民的大量存在。明朝的军事移民是全国普遍存在的,这些军事移民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全国各民族的交流融汇,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及其嬗变*——兼论东三省俸饷筹措

为供济东三省经费所需,清朝中央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由盛京户部赴京师领解以备支用,由是形成系统的"赴京领饷"制度。清前期该制度运转有序且日臻完善,有效改善了东北地方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局。清中后期以来,因中央财力匮竭,制度渐趋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日艰。"赴京领饷"制度的兴衰隆替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其制度变迁更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浅论明朝中后期度僧制度的转变

明初建立的试经度僧制度在明朝前期有效地限制和管理了全国的僧人队伍。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军费开支、自然灾害、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等多种因素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缓解危机,以鬻牒度僧制度取代了试经度僧制度。     

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地认为明朝的都司(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皆为军事组织或军队编制,纯属军事活动的范畴。其实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其时的都司、卫所,特别是辽东等九边的都司、卫所,除了具备军事性质之外,还兼有其他各地府、州、县等衙门的一般行政职能。本文就是要通过对明代辽东卫所的分析,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认识辽东镇之卫所的军、政合而为一的特殊性质。     

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

有明一代,鉴于辽东特殊的战略地位,在辽东撤府县,专设卫所。这些卫所大多置于洪武年间,它反映出朱元璋经营东北的战略部署和辽东防御体系的基本轮廓。由于明朝遗有     

试论清初赋税的沉重——清初轻赋说质疑

长期以来,史家多持清初轻赋说的观点。近来学术界有同志又提出顺治元年蠲免明末三饷加派的诏令、康熙初删除田赋尾数等,是苏民生与缓和各种矛盾的有效措施,与明朝相比,赋税确实轻了许多。笔者认为:清初赋税并非比明朝轻,明末苛重的三饷既未革除,旋又兴起新的加派,使清初赋税更沉重。     

明代亲军卫初步研究

亲军卫,全称为亲军指挥使司。它是明朝皇帝的侍卫部队,建立在卫所制度的基础之上。亲军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萌芽,在洪武时期被正式设立,之后又经历了永乐和宣德两朝的调整与增设,最终确立为二十六卫,并成为定制。与一般军卫相比,亲军卫地位尊贵,职能繁复,人数众多,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性。     

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

协饷制度是清代财政运行的中心环节，由中央政府饬令各省在省际之间协拔，分为定时定额的经常性拨款和紧急的临时性拨款。本所称西征协饷即是在历年各省应协甘饷的基础上的战时及善后拨款，但由于晚清财政连年亏空，中央政府调度失灵，协饷制度无法得以正常运行。随着西征战略的确定以及新疆战事的展开，清政府在催饷无着的情况下，不得不变通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并在举借内债成效不大时，转而据左宗棠所请，以应协甘饷为担保，通过海关举借外债作为协饷饷源，从而保证了西征协饷如期如数地解往西北大营。     

明朝中后期妇女问题新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僭拟无涯”的突出表现。缠足的松动,贞节观念的淡漠,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一时蔚为风尚。正视这些新动向,有利于全面把握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明朝末期登莱饷辽海运述略

明朝末年,明与后金战事频仍,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辽东明军粮秣拮据,于是明廷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登莱饷辽的海运活动.这次饷辽之举,牵动了朝野上下,从京畿到江南,从山东到辽东都被卷入其中,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饷辽海运首尾四年间,基本满足了抗击后金的明军粮秣需要.     

明代南丹卫建制初探

为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明初政治局势的需要,明朝廷沿袭旧制,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臣服,加强国家统治,确保明朝中央集权制的施行,明朝廷在广西各土司管辖之地建立“三司机构”,建立卫所军事制度进行管辖。结合相关史料就广西南丹卫的建立缘由、建制、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国家制度与基层防御——明代温州兵制考述

温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通过对明代温州兵制运行细节的详尽考述,从中梳理出明代温州兵制变化的如下特点：卫所制在明初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而推行的,民兵制与营兵制则是到了明中后期才开始兴起的,它们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各不相同。在各地方区域中,这三种防御力量呈现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     

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

洮州卫是明朝边陲要地,西控诸番,东毗中原,北蔽河湟,是中原通往青、川、藏的交通孔道,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故此,有明一代极为关注对其地的经略.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梳理了明朝于洮州卫所辖地的军事戍防方略,这对全面评价明朝在这一地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边境贸易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有裨益.     

略论明代治理甘青藏区的政治军事政策

甘青藏区,是藏族和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交往的交通要道,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区治理十分重视。明朝,为防止蒙藏联合,在甘青藏区建立了军事卫所并实行土流参治的行政设置。这一政策,不仅加强了中央对甘青藏区的控制,亦促进了甘青藏区的发展及民族融合。     

卫所式微与后卫所时代军屯的归宿——以清水江下游三个千户所为例

与辰州卫有“母子”关系、是明代贵州境内最早置卫所地区、贵州境内实力最强盛的一个卫所,是五开卫在明代贵州卫所史上的特征。卫所式微是指卫所军政权力由在全省居于重要地位而渐变衰落所呈现出的军政退而民政进的社会治理状态,相伴生的重要事件就是屯田制度荒废。五开卫式微大背景与贵州卫所式微相关;屯军社会地位的沦落,屯田肆意被私人侵吞、屯军屯民的民人化转变,从深层处动摇卫所根基,后卫所时代卫所的宿命就是改流。贵州境内卫所改流过程有两个极具意义的事件：五开卫改流首先是新化-亮寨千户所的消失;天柱守御千户所以一个所为主导成功改流为县,是贵州卫所史上的唯一。卫所军屯人员来源地的差异,影响了后卫所时代贵州西部与清水江下游屯堡村社化的不同面貌;而新化千户所消解于新化长官司和亮寨司内,表明屯卫军民身份的变化也是卫所式微并且深度影响贵州东西部卫所屯堡本地村寨化后的不同景观。     

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

以财政流失为切入点分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着重剖析明朝中后期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体制的转变.明政府未能建立相应的财政制度,导致财政管理纰漏丛生,财政流失严重,由此引发了财政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

明朝建立后,延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改变了这项单一的统治模式,在“四面皆夷”的贵州广置卫所,以作为王朝治理的“先行军”。“蛮地”转变为“卫地”,是明廷以“卫所”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而将都匀卫改制为“军民卫”更强化了这一举措,既统领军政,又“辖土治民”。因而,“军民卫”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弱化与倚仗土司势力之间,明廷的总体思路是将卫所不断“民化”,削弱土司势力,构建“郡县化”的王朝治理体系。至弘治年间,明廷再次改制都匀卫,设置都匀府,析分“二州一县”,由此,“卫地”演变成“府地”。为稳固统治,明廷在黔南构建了“府卫同治、流土共治”的政治结构,进而分化土司、布施教化、编户定役、增修城池,初步实现了“府治”局面。从“卫治”到“府治”的过渡,是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创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既以多样性的地方治理填补薄弱的统治基础,又适时布展王朝统治触角,逐步确立起“郡县化”的主体治理体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卫所的中转与铺垫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这一过渡的核心是中央王朝整体的政治调控与制度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