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科特点及其发展状态——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先生

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如何把握新闻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评估新闻史研究的发展状态,值得新闻学界尤其新闻史学界深入思考。近日,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就以下问题与访者进行了对话:新闻史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广播电视史与新闻史是什么关系、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如何、当前新闻史研究的不足或难点空白点在哪些方面、新闻史研究如何才能创新、新闻史学会在新闻史研究中起到哪些作用、新闻史研究的前景如何。     

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及原则诸问题

本文提出应从“历史朝代”视角来审视民国新闻史研究、形成断代史研究格局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当前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疑难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四个原则.     

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义——厦门老报纸收藏展观感

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①新闻史历来是新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三大领域之一。新闻史的研究历来重视史料分析,民间老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

为了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可以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所谓新新闻史,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从而使新闻史成为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     

试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范式建构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许多本质的问题,例如在认识论上,缺乏本体意识、主体观念较为淡薄;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在构建新闻史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本文通过总结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人本主义范式”“媒介生态范式”“民族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大众传媒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而新闻事业则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     

“用陆定一说话”:谈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关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史著叙事自1978年以来之演变的研究

本文以陆定—《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中心,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的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展现这篇文献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在其中不断发生的意义转换,以此揭示出“逆溯寻根”这样的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思维是如何影响一篇文献的命运、价值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发现,包括一些新闻史著试图通过突出该文献的新闻学理意义、一些新闻史著通过将该文献作为党的新闻改革在历史中的理论基础来回应当代的新闻改革的要求,这些多元化的写作同样存在.不同的叙述,也由此折射出改革开放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和发展以来,研究者们的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研究心态和不同的自我期许,而这同样是一段值得关注的历史.     

十年铸一剑——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是80年代中期,一位学者对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白润生说的。十几年过去了,当白润生数十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和《民族报刊研究文集》面世以后,著名新闻史学家、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评价道:“在中国新闻史学界独辟蹊径,成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家’。”有人称白润生“在中国新闻史界第一次树起了系统化的、全面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旗”。他在自己的那方     

一图胜千言：新闻史的可视化研究——以《图说美国报业发展史（1690-2011）》为例

随着“视觉历史研究”的盛行．“可视化”被应用于新闻史研究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将美国报业发展的详细过程根据年份,以图示形式予以呈现,从而填补了美国新闻史的“空白”。     

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探究

从2007年起,我国不少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民国新闻史”。新闻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需要大量史料的支撑,而档案史料就是研究的一手资料。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民国新闻史料分布区域较为分散,集中整理难度较大;新闻史料基本融合在其他史料文献资料中,难以翻阅查找;近些年,档案修复技术的突破,档案数字化的出版趋势,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社与档案馆的业务合作,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提供了可能性。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是研究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依据,是“隔代修史”的现实需求,对于研究民国新闻史意义重大。     

新闻史有什么用─—试论新闻史的当代性

一笔者曾在一篇论及新闻史研究的文章中，借用布洛赫的名著《为历史学辩护》的开篇之句，提出新闻史有什么用的问题，意在引起高人的关注。本文重提旧话，当然不敢奢望此一问题的完满解决，而仅仅是想通过揭示新闻史的当代性，为新闻史的意义提供一新的思路，使之能在不容置疑的根基上安身立命。无需讳言，新闻史最常遭遇的法难就是有什么用，除去纯学术的意义之外。倘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新闻史的合理之处在什么地方呢？以往人们对此的解答虽然各有千秋，但大抵不脱“鉴往知今”的思路。也就是说，新闻史的意义体现在前事不忘后事…     

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一部兼具"在地感"和"专业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力作——《媒介生态史观:关于建构中国新闻史主体性话语的方法论研究》评析

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90年历程,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个案史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专门史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等领域异彩纷呈,成果丰硕.在看到新闻史研究繁荣的同时,也应保持清醒的理性认知.因缺乏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学术内卷化"状态.当前,新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就如何突破当前的这种学术内卷化状态进行过多次探讨,各种研究方法,如社会史范式、口述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等,为新闻史研究走出"内卷化"状态提供学术灵感.     

成舍我与少数民族报业

我认为,“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新闻史,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没有55个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和办报活动的新闻史,就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系统而全面的新闻史。”在民族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应当李先提倡两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在这里,我想指出,成舍我先生的新闻活动与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曾经为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首先,北京是成舍我报业集团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报刊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少数民族报刊的最早发祥地。…     

退而结网创新学——给一位青年作者的退稿信

大海同志:您来稿中指出,新中国前30年传统新闻理论已同现实之间出现了“错位”,“解决今天的问题不能依赖过时了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新闻价值观念。”还认为“中国新闻史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算起,只有100年历史,而西方新闻史却有300多年。如今“新闻界探寻目光转向西方”,因为“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是主流文化。地位上处于强势。这种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西方思想框架中去思考问题,不得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去进行判断”,而新闻“在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思考方法上显得没有更多的思想障碍。”只可惜这种“接     

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

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闻史研究人员史学意识不强,功力不足;二是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三是对研究对象缺乏透彻的认识,新闻史观不明确。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三个问题:从学科属性上搞清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认识中国新闻史的政治性。     

大卫·诺德的“新闻机制史”书写路径及其知识贡献——以《新闻的共同体:美国报纸和它们读者的历史》为中心

以詹姆斯·凯瑞的讨论为源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史观变革运动推动了美国新闻史研究走出辉格式的、线性的、进步的传统范式。大卫·诺德延续了凯瑞的新闻文化史路径,将其进一步聚焦到以阅读史为代表的新闻机制史的范畴中。他的《新闻的共同体》重新定义了“新闻”与“新闻史”的内涵,从“生产的共同体”和“接收的共同体”两个维度阐发了北美新闻传统中的共同体精神。他的新闻史研究试图将文学批评、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兼顾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新的关于传播的历史。由于他的新闻史观是地方性的,国内研究借鉴时要注意可行性和合理性。     

新闻史研究的困境

本文试着从质与量两方面,检试台湾的新闻史研究困境。众所周知,大学的课程教学与研究息息相关。我们发现,显然课程设计者,忽视了新闻史的重要性。因此,新闻教学单位,如何取得共识,重视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受益者不仅是学者、学生,更且是我们的新闻媒介努力的方向。     

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间，我接待和指导过不少以中国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外国留学生和外国访问学者。最先找来的是澳大利亚的访问学者特瑞·纳拉穆尔，时间大约是１９８４年。见面的时候，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穆德礼”三个字...     

一位甘坐“冷板登同”的人——访方汉奇教授

范文澜先生说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这位史学家的名言,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的座右铭。今年刚满花甲的方教授,自从1948年在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的整理研究和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以来,已经默默地在新闻史这块近于荒芜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38个春秋。过去,他不管新闻史的教学工作是那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