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逆产处理初探

战后惩奸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抓手,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舆论监督、经济利益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惩处汉奸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路径。     

山东解放区的反奸清算运动述论

本文探讨了相对和平时期，在山东解放区进行的反奸清算运动的性质与特点。作者认为，汉奸清算运动的性质与特点。作者认为，汉奸地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代表了这了农村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奸清算运动打击汉奸地主，成为土地改革的全面习。山东农民发挥历史首创精神，创造了有理合法的向地主夺取土地的经验，为中共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鸦片战争时期平民充当汉奸问题探析

本主要探讨了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及平民充当汉奸的原因。鸦片战争时期，沿海一带平民从奸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瓦解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成立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羽翼下的伪汉奸政权。但是，这个伪汉奸政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冀东保安队的暴动。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部分爱国官兵受华北抗战的影响，利用日军主力围困平津之际，在驻地通县发动武装起义，向日军进攻，歼敌二百余人并生擒伪政府首脑──大汉奸殷汝耕。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史称“通州事变”。冀东保安队的前身…     

暗夜青年铁血锄奸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     

从湖北新军的特点看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

武昌为什么成为辛亥首义之区,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笔者认为,首义在武昌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作为首义的直接发动者和主要战斗力量的湖北新军具备了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条件。本文仅就湖北新军的特点及这些特点与首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鸦片战争中汉奸作用问题研究

鸦片战争中英军之所以肆虐于各战区,汉奸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清廷上下对于汉奸活动极为重视,对于汉奸作用也有较为细致的分析.然而清人对汉奸问题的认识仍多模糊不清,相应的政策措施亦复南辕北辙.对于汉奸对鸦片战争战局的真实作用和影响,以及清统治者无法妥善处理汉奸等类战事中细节问题的原因,本文依据史料细加校核,并据以探讨了清人话语之外、更为深切的政治和民族关系等社会历史原因.     

晚周秦汉史书“书奸”论辨

史书书奸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映照。奸罪作为违反法律和伦常的非婚姻两性关系,自法律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法律和伦理的双重制约。自晚周以来,近亲相奸一直是法律严厉制裁的对象,常人和奸亦为法律和礼制所不容。但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个时期,存在非禁锢期或事实上的奸罪非罪,这种观点的偏颇不仅在于放大了史书书奸现象,而且并非所有的私通都可归入奸罪。法律制裁的只是和人妻和奸的行为,加之和奸的隐蔽性,对于和奸当事人很难都制之于法,从而容易导致奸罪非罪的假象。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妇女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战争事业,在根据地生产建设、扩红运动、拥军支前、情报工作、武装工作和锄奸防特等方面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同时也为争取自身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各方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础和保障,也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国时期湖北省纪念“双十节”述论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先后确立了辛亥革命的纪念制度,兴建了相关的纪念设施,成立了一系列的纪念组织,使纪念活动不断地得以开展。湖北省作为"首义"之地,其纪念意义愈加重大,纪念活动愈加具有代表性。通过历史档案的梳理,对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抗战胜利后这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湖北省纪念"双十节"活动做出解读,探讨民国时期湖北省纪念武昌"首义"的内容与特点,还原"首义之区"对辛亥革命的认同与支持,对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保护辛亥文物有参考价值。     

华北抗日根据地锄奸反特政策研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其根本原因有: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真正觉醒起来,全国各族人民焕发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众一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之中;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适时地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等。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锄奸反特方面的工作也同样在抗日战争前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以抗战胜利前后闻喜县小寺头群众运动中的反奸工作为例,以局部视角详细描述了当时的锄奸反特工作,同时也宏观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群众基础。     

从秦汉奴婢奸罪窥探其法律地位

秦汉奴婢所犯奸罪主要有强奸、和奸、禽兽行三种。秦汉法律对犯奸罪的奴婢的惩罚要重于其他人,而且会因受害者身份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法律对奴婢在家庭内部所犯奸罪惩罚最重,反映出秦汉家庭中主奴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以及法律对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维护;相比之下,对奴婢在家庭关系之外所犯奸罪惩罚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汉时期较为开放的社会风俗。秦汉时代社会等级制度尚未严格化,这使得奴婢的身份较易得到改变。     

光在武昌 诗意远方

武昌,首义之区、省府之地,人文荟萃,科教积聚。 武昌,集湖北百年教育之大成,名师云集,名校林立。长期以来,“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敦为乐,师以从教为荣”的优良传统,逐渐铸就了“学在武昌”的教育品牌。     

论湖北辛亥革命党人的局限

湖北辛亥革命党人因首举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而一直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但是,湖北革命政权最先失落,湖北革命团体很快就开始分化,革命党人中有与旧官僚立宪派同流合污者,有为做官到处钻营者,有独善其身离群索居者……,首义引发的运动还在全国范围继续时,首义之区的革命就已奄奄一息。湖北首义的突起和速退都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决非偶然,为探求其转瞬即逝的历史原因,本文拟对湖北革命党人的局限作点粗浅的分析。     

论武昌起义爆发与失败的原因

武昌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不仅缘于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环境,更缘于湖北革命党人长期以来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软弱,不能广泛地发动群众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等原因,注定了武昌起义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清代对于奸非案内亲属杀伤行为的司法处置

清代司法实践中,对于发生在奸非案内的亲属杀伤行为,处置不同于一般的亲属杀伤行为,因奸而杀伤亲属,即便是卑亲属,处罚也极重;若因拒奸或捉奸杀伤亲属,即便是尊亲属,也从轻处罚,甚至可以免责。说明比起亲属间的杀伤,法律更重视奸非问题,从中也折射出古代社会亲属之间严格的性禁忌观念。     

湘籍志士与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的成功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圣果",而是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使然。武昌首义之成功,革命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要原因。由于湖南与湖北在地理位置上同处大湖南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晚清末年同属湖广总督管辖范围,又同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习惯。两湖革命党人在反清革命斗争实践中,长期合作,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毫无疑问,武昌首义的成功自然也记载着湘籍志士的一份劳绩。湘籍志士在首义地点的选择、首义依靠力量的找寻、促成首义之区新军向革命方向转化以及策动各省光复、巩固首义成果等四个方面功勋卓著。     

我校是怎样对学生進行防奸反特教育的

过去,我們的右傾麻痹思想是比较嚴重的。有不少同志,对当前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陰謀破坏活動的嚴重危害性估計不足,認为是“小魚翻不起大浪”。因此,不但没有把防奸反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做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反而認为防奸反特“只是国家的事,公安部門的事,与教育工作無關,与学生無關”。有些教師甚至认为“今天的爱國主义教育就是用社会主义建設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來感染学生”,对暴露反動統治時期的黑暗和敌人的罪恶則認为是“过時了的东西”,因此,有的語文教師,竟把像“夜”、“最後一次講演”、“哭一多”等这样一些具有深刻的防奸反特爱國主义教育内容的教材,草草講完了事。经过肃反鬥爭和“人民教育”九月号社論等有關文件的学習,教師們才逐漸纠正了上述各种錯誤思想,認識到防奸反特的爱國主义教育,     

怎样解读钱钟书《沉吟》

钱钟书1942年有《沉吟》二首,最近国内争论为谁“沉吟”。笔者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未从一群人当汉奸着眼,二是忽视了上海的汉奸,三是未考虑钱钟书为对这一群汉奸采取什么态度而“沉吟”。并提出有关资料,供人们解读《沉吟》之参考。     

实现由教育大区到现代化教育强区的跨越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近百年来,“首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武昌人。要实现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继续弘扬“首义精神”,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用新的思路规划全区的教育发展,实现由教育大区到现代化教育强区的跨越。